“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哲学论文】导语，眼前的此篇文章共有83496文字，由陶丽泽用心整理后，发布到美文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最早出现于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欢迎大家来学习，希望能分享给用的到的朋友！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一篇

寻求一个能够把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未能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不论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传统方法，还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或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哲学的“新”方法，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也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区分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从理论　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　证法(真正的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　能准确把握哲学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理论的整体性，从哲学形态的高度　把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区分开来，使目前国内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　得到化解。

【关 键 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哲学/本体论哲学

【 正 文】

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31003-8353(20xx)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wWW.meiword.cOm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哲学，　致使人们对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哲学的发展过程，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一生中都坚持面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从、法哲学、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对当时的德国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看来，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哲学以至的整个理论当中　，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还是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　恩格斯对哲学、、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深刻地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和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对传统形而上学在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中，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和老年、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与老年没有区别，也不能说与恩格斯没有区别：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哲学以及全部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原创的、作为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哲学和真正的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哲学、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在《德意志》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主义与非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哲学，必然导致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主义者’”[4]。要求划假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应着重于重新理解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

因此，我们要回答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选集(第1卷)[m].：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恩格斯选集(第2卷)[m].：出版社，1995.111，19，19.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出版社，2000.90，89，88.

[4]恩格斯选集(第4卷)[m].：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恩格斯选集(第3卷)[m].：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商务印书馆，1996.68，68.

[7]郝立忠.形而上学批判[j].文史哲，1999(06).

[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xx.154，238.

[9]恩格斯选集(第3卷)[m].：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中国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1960.578.

[13]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4.

[14]恩格斯全集(第3卷)[m].：出版社，1960.101.

中国道家哲学与企业竞争战略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二篇

引言

道家哲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相传以老子成书《道德经》起始。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哲学流派之一。《道德经》亦被誉为中国三大哲学源流之一，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影响。

企业竞争战略，是当今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企业界最为关注的问题.就内部而言，要增加企业赢利能力，就要抓生产、抓管理，苦练“内功”。就外部而言，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般来说，它只是市场中的一方，﹁环。基本上来说，一般企业在市场上，应看作多方对多方，不会有太多的机会主导市场。因而，如何与业同业竞争；如何通过市场把产品/服务销售出去；如何与最终消费者形成互动等，是关键问题。也是企业家们不能不重视、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欣喜地看到市场上介绍西方管理、竞争、企业战略、市场营销等书籍大量被翻译出版。国内企业咨询、培训界掀起一股介绍，培训其思想体系的方法，案例的风潮。

但是，与此同时，却也常听到并发现：许多本土企业在对西方竞争、管理思想体系引入后，产生了不适应的症状。于是，笔者开始思索怎么样的思想体系适合中国企业，或者说如何有机的吸收西方的思想体系。经过对比，发现其原因主要在于中西方管理思想基础的不一致。也就是说，两种炯然有异的思想体系各自延续了几千年，实非一时一地之功可变更。 受国外企业家和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热潮的启发，笔者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寻一些思想体系试论证出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竞争的战略文化哲学体系。

大家都知道，其实几千年来，中国的管理思想一直围绕着注重“术、势、法”的法家和注重“中庸、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展开。Www.meiword.COm并影响了海内外诸多的管理思想体系。

道家，一提起来。大家恐怕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八仙过海”、“西游记”等神话传说和一些整天炼丹、白日飞升的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道士。当然，这里孰是孰非，我不做此论。我只想与各位就道家哲学与企业战略管理的问题试作探讨。使之能为市场经济服务，使祖国传统文化有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

《道德经》是中国最早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也是道家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哲学思想与我们关心的企业战略有许多共通之处。如高亨所言：“《老子》虽只五千言，但辞要而趣远，语精而义深；运思浃于无名，立说超乎有相，凡宇宙之奥理，史乘之轨迹，物类以象征，人事之法仪，率以片言，摄其妙谛。”

当然，《道德经》博大精深，我在此只能引其几点，以作思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里最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做如此假设，老子说的道就是大自然的常识、客观规律。是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而发展的描述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那么它就可以泛指我们的生活、企业经营、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它可以泛指一切抽象的客观规律和事物，也可以在单一事物时，赋予事物这一属性。因此，老子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一基本命题贯穿整个道家思想，也是我们论述道家哲学应用于企业战略竞争的根本。当然知道了“道”是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成了“绝对真正”的“无为”了。自然就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所谓“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做，也不动。而是指应按规律办事，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凭借一定条件去达成目标。

所以，用在企业战略管理上，就是“顺”。顺应经济规律、消费需求、管理原理…。从这一点看，则所有的西方管理思想皆可溶入之，为我所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就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而言，企业战略成败与否，取决于总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当然，需求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家不能想当然的说，认为变化趋势就是xxx。基本来说，可以认为有五条原则：

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趋势，计算客户需求总量的大小；

由客户需求总量的大小，衡量市场供求双方的可能的供求曲线和价格；

由我方在市场的份额的大小及其他一些因素，产生我方市场供应量的数；

我方的供给能力将决定我方的成本；

最终结果，将决定我方的预期获利。

成功的企业与失败的企业相比较，在于其充分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认真投入、知己知彼。甚至借助客观规律帮助企业成功。反观失败的企业，则无法充分认识到以上规律，纵使企业实力强大，可在宏观经济规律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最终将无法避免地走向失败。

案例:

——太阳公司与微软公司的开发语言之争

太阳公司为了对抗微软公司对操作系统、开发工具市场的垄断。针对微软公司开发工具运行系统平台的企业战略弱点，开发了跨平台、免费的一次编译到处运行的java开发语言。借此打击微软公司。面对太阳公司的强大的进攻态势，微软公司没有直接与之对抗，而是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趋势。“顺”应规律把java开发语言引进自己的开发产品系列。变对手的优势为自己的优势。

最终，在几年后。微软公司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开发了.net平台，更大规模的将java的先进思想引进.net平台架构。开发jxx开发语言(java开发语言的变种)，顺势把java的发展引向歧途。当然，就最终胜负而言，现在言之，仍为之过早。但就企业竞争战略而言，微软在劣势下，冷静沉着、顺应规律，化对方优势为己方优势，最终乘势把对方引入灭亡的战略思想。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韩信背水设阵 灭赵之战

楚汉相争时，在即将攻打赵国时，刘邦出奇不意的夺去了韩信的兵权，只给他留下一下人数比原来少的新兵。而对手又是赵国的军事强人赵佘，面对如此不利的战局，韩信做到了清静无为，完全忘战。将注意力放在了周围的客观环境上，敌方情报的搜索上，将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客观”规律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明白，人类在自然界里，其实很渺小，如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增强己方力量。同时，也人为的创造了对方的轻敌之势，顺之麻痹敌人，最终战胜对方。

一阴一阳，谓之道。

老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也可以这么理解，老子由所处的社会现实，进而找寻改变的途径。认识到，事物处于普遍的矛盾之中。如《道德经》中出现的诸多有无、刚柔、强弱、福祸等的概念。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没有“有”也就没有“无”；没有“难”也就无所谓“易”；没有“长”也就无所谓“短”。所有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都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同一性。即事物中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但如此，老子还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它们在向相反的一面转化。所有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老子说：“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普天下没有那一种东西比水更柔弱的了，但是攻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能胜得了水的。这里的刚强、柔弱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泛指。就是说，天下间任何事物，是同时存在强弱、刚柔两者相反的面的。当然，在同一时间它只会让我们感觉到主要的一面。就像中国革命，统治者拥有利器，财势，刚强至极。没有武器、没有财富，是属于弱的一方。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而已。统治者贪婪无度的，迫使这一个平衡被打破了。就像水一样，一旦它冷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冰的形态，显现出刚强的一面。这种变化最终形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席卷中华大地。所以说，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

在这里，我们对阴阳的概念，抛开其玄学上的意义而论。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同一事物的相反对立两个方面。也就是矛盾的概念。老子的道生阴阳其实就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还要看到事物中隐藏的对立面。比如：对于市场，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到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于战略方面也可以一分为二的分为进攻和防守。等等。

当然，仅仅认识到并非我们的目的和本意。我们还要驾驭它、利用它为企业、为市场经济服务。由以上我们己知，事物的两方面是互相对立而又相反相成的。那么一方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另一方。就像杠杆原理一样。一方的强弱直接决定另一方的变化。也就是一个平衡/非平衡的问题，我们先说打破事物的平衡促使其改变或转化的问题。

案例:

——苹果公司与ibm公司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上的争夺战

自从两位史蒂夫先生，---史蒂夫·沃兹尼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在里制造出个人电脑和苹果公司以来，个人电脑很快就风靡于世。后来，当ibm公司发现自己错失良机的时候，决定迎头赶上这一趋势。当时，以ibm的实力和产业布局，通常的做法是：直接与之对抗，制造一款个人pc，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提高质量——>以质取胜

减少成本——  价格下降

建立/争夺渠道——>让利于渠道商

提供更多的服务——>服务致胜

但是，这样直接对抗的结果是导致ibm pc产生更多的成本。那么，我们研究的是用最少的力量来达到最大的效果，怎样做才能达到以上目的呢？由上我们已知，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看先前对苹果公司的策略，是直接对抗，也就是后来者即挑战者要投入在现有优势竞争者一倍以上的力量。这在中国市场面对众多实力雄厚、经验资源丰富国际竞争者环境下几乎是不适用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道家战略的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改变双方的力量。最终达成胜利。我认为企业竞争战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有许多的因素支撑，也就是说，不仅要有资源，还要有一定的管理把这些因素有机的溶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定的节奏。比如说舞蹈的节奏，音乐的节奏，甚至飞机的飞翔也是一种节奏，一旦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则整个系统就崩潰了。也就是平衡被破坏了，直接导致系统停止运作，商业组织也是如此。我们的策略就是：在保持己方大平衡的前提下，局部的促使其不平衡。也就是形成相对的压强优势，并尽量利用外部力量。同时，破坏对方的平衡系统，并顺从促使对方的进攻向无意义的方向改变，以消耗对方的实力。多方破坏对方的节奏，使对方首尾不能相顾，并利用压强优势打击对方薄弱环节。最终使对方的企业系统瘫痪。最终战胜对手。最后，还要牢记的是，任常的事物，一旦其数的积累达到了极限或极端，就会引起质变，这种变异的力量将大得不可思议。比如：如果单一的蚂蚁就体积大到了1000立方米，那时什么？又或者，跳高很平常，但是谁要能跳到100米高，那就了不得了了，不单上吉尼斯记录，成了武林高手，还是…。

根据以上原则，我拟写下以下战略：

1) 扰乱苹果公司：比如与施乐公司合作购买鼠标专利，控告苹果侵权；

2) 诱使其向非核心领域发展，以降低其资源；

3) 与苹果的主要渠道商谈判，以期进行战略合作(给更多的利润)；

4) 召开新闻发布会，许诺将生产注重某种功能的ibm pc，而这种功能将是苹果机没有的，而实际并不生产；

5) 就过渡机型推出后，在重点城市发售，价格将远低于成本(只吆喝不会有大动作)；

6) 针对苹果的大客户，将积极参与竞争。主要通过压低报价，那怕低于成本(主要是压低苹果公司利润，但要避免中标，主要是扰乱对手)并承诺额外服务；

7) 高薪挖取苹果公司技术/销售人员；

8) 积极与苹果的竞争对手合作；

9) 开发标准，分拆产业链。只做赢利最高的，最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那一环；

10) 建立完善的教育、资格认证体系；

11) 完善的服务体系；

12) 针对大客户，进行超值服务。

当然，以上我们论述的是位于弱势和挑战地位的公司的进攻战略的原则。下面，我们来看位于优势的公司如何保持优势，并迎接挑战的：

首先，我们来看波士顿咨询集团提出的“三四规则”。在一个成熟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时，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分为三类：领先者、参与者、生存者。在有影响力的领先者中，企业的数量将决不含会超过三个。而在这三个企业中，最有实力的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又不会超过最小者的四倍。这个模型是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的。

在任何两个企业之间，二比一的市场份额似乎是一个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无论那个竞争者要增加或减少市场份额，都显得不切实际而且得不偿失；

市场份额小于最大竞争者的1/2，就不可能有效参与竞争。

优势企业需要做的是，保持这一规则的均衡，保持超过三家以上的竞争者，又必须控制利润空间于一定的范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一部分，其实是紧接上一部分的。如果上一部分是基础的话，这一部分就是扩展。在上一部分，我们说：太极生两仪。分阴阳，也就是一分为二。不过，上一部分说的是单一情况下的寡头对寡头的竞争。下一部分，我们将对环境的假设换为动态的多种力量之间。

为了说明这个原理，我们先看数术的问题。“天地之间，莫不有数，而万变不离其宗，数由一始，亦从一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就是说五十乃完满之数，当数处五十时，天下万物各其本位，无有动作，可是若虚其一，生成四十九时，便多了个虚位出来，其他四十九数便可流转变化，千变万化，无有穷尽。就九宫八卦而言，八个象征方位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加中间的就为九。为什么九宫八卦无有穷尽，因为其少了一个一。如果加上，就为十。于是就各安本位，没有了变化的基础。无论太乙也罢、六壬也罢、奇门遁甲也罢。均是如此。注意这里消失的“一”，它就是变与不变、生与死、难与易、长与短等的关键所在。所谓奇门遁甲，遁的就是这个“一”，许多学问，其实都是在把这个失去的“一”找出来，有了这个“一”天下万物就尽在掌握中。

“视之不见，名曰微；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段话的意思是强调刚才我们论述的“一”，它无形，无声，无迹。不可以形容，绵延古今-潜藏不可见。把握住现今的“道”，用它来驾驭现存的具体事物，能了解远古万物的起源，这就叫做“道”的纲要，或者叫做“道”的规律。

因此，老子说：天下无形万物是有形万物的主载。这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能用道分阴阳来。因为“一”、“二”、“三”是虚数，它说的是“一”生万物，万物归“一”。太极里，遁去“一”，衍生出万物。当“一”复归于万物时，万物再度变成太极。当然，这里面还有奇妙的制衡作用。三在和经济中不仅是平衡的必要条件，而且蕴藏着奇妙的造势枢机。如果没有三，仅仅是两极之间的简单较量，那么几乎全凭力量的对抗。谈不上什么战略、谋略了。而那遁去的“一”恰恰是战略、变化的关键。它可以使变化的“万物”复归于一，也可以使完整的“一”变化成任何你想的结果。

《道德经》说：“葆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意思是，保持这个“道”的人，不贪求满足，正因为不贪求满盈，所有能安于陈旧有所亏缺而不尽完满，它就能永远穷尽。也就是我们要在下面的章节要谈论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的守弱篇，得之后，忘之。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欣赏品味，才能更清醒的保持清醒，看清楚面临的客观环境。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观中国现有许多企业家，在创业阶段，反而更能保持“无”境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战略规划。反而积聚了大量的资源和实力后，患得患失，有所凭，而变成“有”的境界。不仅未能继续发展，甚至连以前的成功都失去了。

奇门遁甲的意思就是：利用守弱的境界，把那个关键的“一”隐藏起来。反之对于对手，要通过种种手段找出那“遁去的一”。以破坏对手的平衡，最终战胜对方。

案例:

——秦兴师临东周而求九鼎

周王室在春秋初期业已衰微，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名存实亡。由于战国时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其中较强大的诸侯各怀吞并天下的野心，因此周王室的象征王权的九个大鼎就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战国中期，秦国兴兵攻打东周，逼索九鼎，无力自卫的周天子采用了大臣颜率的计谋，假意把九鼎许给齐王而搬来了齐国的救兵。秦军退走后，齐王准备取走九鼎，颜率又对齐王极言搬运九鼎将遇到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和矛盾，使齐王无可耐何，只好作罢，周天子便暂时保住了九鼎。

在多极环境下，弱小的一方应避免面对面与强大敌人的直接对抗。进而找出对方那遁去的“一”，即“利害”。利用“三生万物”的原理创造三角制衡布局，利用各方那遁去的“一”，达成自己的目的。这里说的遁去的“一”，与《孙子兵法》中的“故善站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奇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胜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其实是一样的，孙子说：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总是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能调动敌人至我预定地域的，是小利引诱的结果；能使敌人不能抵达其预定地域的，是设置的重重困难的缘故。这里的利与设置的障碍可以说就是遁去的“一”。

而通过找出各方间的那遁去的“一”，来调动各方为我所用。就是我们以弱胜强的秘密。

案例：

——以弱胜强 三次打破敌人“围剿”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

为此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

他不断利用的内部矛盾，避实击虚、造成压强优势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

治大国若烹小鲜。

我们在前面的第＿部分，讨论了我们对待道，也就是客观规律的基本态度。第二、第三则分别论述了其中矛盾和变化的性质。这里我们将用第二、三章的内容来综合深入“道”贵“顺”的道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里本意说的是天地不存在仁爱之心，它将万物看作草扎的狗；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窃以为这正是老子的自然唯物观的体现，也是区别于后世道家求仙道派别的关键。在了解时，可引伸为自然规律是无情的，它不会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天地间小的、次要的规律永远受大的、基本的客观规律的左右。万物在“天地间”这个最基本的规律面前，只能是顺从。

一些企业家，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奋斗拼搏之后，认为实力已经很强大了。硬要去改变客观规律。其实，他们忘了，当初令他们拥有今天的财富的基础，正是顺从客观规律的结果。正如主席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许多事实表明，无论多么强大的、组织。均遭到了同样的结局。

“天有四季，地有四方，人有长短”，古时的圣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黄石公说：“使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才能来任用，这就是用兵时最精妙的权谋。”。《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良医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跑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环境中，任何事物都有长短。所以古时所谓圣人，不是说它们力大无穷或者可以飞天遁地。而是说，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和无情，能看到自然规律不利面的相对面。善于从不利的环境下，看到有利的因素，积极利用环境帮助自己走向成功。因此说：强者利用环境，弱者困于环境。

如何结合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方法来促使事物朝着自己的目标转变呢？上面我们说过，事物不但是矛盾对立的，还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和相反相成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许多的因素和属性决定的，而在同﹁时候，会有一对(并且只有一对)主要的对立的属性取得支配地位。任何时候，事物都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属性和属于从属地位的属性在进行一系列曲折斗争的过程中。 斗争的结果将朝着，属于从属地位的属性的属性的其中一方由小变大，上升为新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属性；而支配地位的属性原来的一方，则由大变小，变成属于从属地位的属性的其中一方，甚至消失或转化为新的属性。

在唐尧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高工匠、伯殃管祭祀、皋陶判案、益驯化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君主，而这九个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的长处，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各自成就了一番事业。尧依靠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障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但人我会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

所以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去做，以不打扰的方式去做事，以恬淡无味的感觉当作味。

那么作为战略领导者如何才能做到呢？“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欱焉，为天下浑心。”老子告诉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没有偏见的心，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顺着自然的客观规律的运行方式去做，时时明白自己能力的渺小，看到并利用周围的人和物。影响着事物向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转化。要使事物向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首先要运用阴阳矛盾的思维看待事物，然后再找出事物中那个遁去的“一”，顺着事物的运行方式，通过引导来影响事物。作为两千年前的古人，已经明白了如何以最简单、最少投入的方法去达成目标。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向未来发展的动力和压力。

案例:

——企业领导者如何善于借助外力拓展自己的力量

据统计，中国企业中有相当一大部分领导或经理是由技术工人转职的。就私企而言，创业初期，缺少资金、人才、物质资源。企业老总往往是又要做技术、又跑市场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等。可以这么说，要是全世界的企业界设一个全能创业人物评选的话，我们中国的私企创业者一定稳摘金、银、铜、铁、锡牌。主要是中国和欧美各国的社会分工、风险投资体系不同决定的。企业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基本上谁都无法例外。但是，这个过程只是企业发展的某个初级阶段的现象，而不是永久的必然。企业在不同的时期对领导者有不同的要求。因为欧美的风险投资体系阶段性分工比较完善，以及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化环境比较健全，所有能够应不同阶段的需求，变换管理者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领导者的不同需求。而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企业家终身任职的家天下的企业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健康与否取决于企业家能否在不同时间按照企业发展的需求转变自身角色。这也是中国许多企业长不大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技术出身或做过多种基本职能领导人过多的干预手下基层员工的工作。在许多领导者那里，不自觉的会对基层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过份的指导”和“关注”。更有甚者，甚至代替基础员工去做。

我认为，做基层要注重“有”，做领导要注重“无”。就是说，做基层要注重“有”。原因是中国人太聪明了，往往一件小事都各有看法。俗语说：一个中国人独霸一方，人势不两力，三个中国人三足鼎立，人越多，主意争执越多，越难办成事。做领导更注重“无”，就像一个杯子一样，杯子要空的时候才有用，杯子如果满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当好一个领导，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变成一个空杯子，才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才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才不会自以为是。

西方的m程里有一条戒律，一个ceo决对不能越权去做你的下属应该做的事，那样做就是你不称职的表现。你越替下属做得多，他们就越做得少，你越替下属做得好，他们就越不会做，越做不好。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你对他们的“指导”和帮他们去做。那样你就会越来越忙，下属会越来越悠闲。你只需制定一套体系，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如何去解决，并为他们配备必须的资源。一般的情况下如何做，例外时又如何做。并同时让自己装做不会做，并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下属犯错，做不好。这样，你会很轻松，有充裕的时间来做战略性的东西。就是这样，你越“无为”，你的下属就越无不为，你越“无能”，你的下属就越能干。你只要找人互相让他们看做对了没有，并在做错的情况下让其他人帮助他。这样，你才能企业越大，干的事越少，效率越高，能力越强。所以《反经》说：知人，是王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是有形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做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君主的谨守他的这一准则，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该知道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正因为君主通晓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来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懂得了君道。

这就是老子说的，治理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常去搅动它。而是依据客观规律，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顺其规律促使其变化而已。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其实我们在上一章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挺难了解的。幸好我们处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所以能更容易一点。学术界几千年来对此论一直有疑问，从来就是道家各派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其绝对的学术意义不做深入谈论，就其现实可操作性作一敞述。笔者认为，这里的有无，不能当从字面上来了解。那就让我们从我们的大自然这位“老师”这找寻答案吧!

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几千年前就发现，并惊异于水中是如何会有活鱼、瘠土里又如何会长出高大的树木与色彩鲜艳的花朵。当然它们并不明白，因为有鱼卵、树种等导致了他们用眼睛观察到的事实。这些看不到的东西，在当时，就可以用“无”来表示。当然，无论是上面说的，还是现代的原子，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的在原来认为是空的、没有的地方找出了“有”原因。也就是这些曾经的“无”组成了今天我们常见的“有”。由此，我们大胆推论，许多我们看到的“无”其实是由许多“有”组成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中国古代有个盘古开天劈地的传说。说的是：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天与地的。有个叫盘古的巨人生活在那个年代，有一天，他醒来一看，四周浑饨一片。于是就用巨斧一挥，轻的东西就上升，形成天；重的东西下降就形成了地。先不管传说真实与否，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受《易经》、阴阳五行思想影响很深，《道德经》也一样，这是大家公认的东西。如果用阴阳来的话，则重的形成地的是“阳”，形成轻的的天的是“阴”。地刚，天柔。地是坚实的，实有，天是无形的，虚空。

到这里，我们可以假设：关于有无的问题，不能只由字面来了解。而应联系到普遍的、自然的实际----“道”来。它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就有形和无形来说，有形就是“有”，无形就是“无”；就已知和未知来说，已知就是“有”，未知就是“无”，就动与静而言，动是“有”，静就是“无”；就正和反而言，正就是“有”，反就是“无”；就逆与顺而言，逆就是“有”，顺就是“无”…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生于“无”，“无”又可以生于“有”。联系“有”“无”的阴阳属性，它们是矛盾的，“有”中含“无”，“无”中又含有“有”，可以无限制的分下去。但就一般而言，那样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要关注主要的起主导属性那几对矛盾就可以了，这是解决事物矛盾的关键方法也是必然的。

现在来看“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就是要我们面对事物要客观冷静的对待，无论事物如何强大、困难，不被事物表面的实有部分吓到，实事求是的看待事物的“有”“无”的矛盾性，以及构成这些事物的矛盾的各部分及发展变化趋势。

案例:

——朱元璋 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

据《明史》记载，在元末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起义军四处揭竿而起。许多人，打了几场胜仗就忙着称孤道寡，迫不急待的选妃建都，大封亲族。而朱元璋，则接受谋士的建议。暂缓称王。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实力还很弱，而且称王只会引来别人的嫉妒不满，容易受周围的起义军及元军进攻。而称王，看似风光，其实没有多大用处。称王有许多条件自己都未具备，而这些条件又是必须的。不称王，缓称王，还可避免其他势力注意，使其他势力关注于争夺未知的虚名互相消耗实力，自己则避之。将来条件基本后，称王则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了看似“有”的实“无”的虚名，转而经营实实在在的其他人看不到的“有”，。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强大国际级企业的弱点

在一般人眼里，国际级企业是无可匹敌的巨无霸。面对如此强敌，我们胜利希望渺茫。似乎是无法战胜了，虽有许多人看古代以少胜多的战略。然就是与现实不符。其实我说这些个人根本就不懂竞争、战略。表面上拿着兵书战策，似模似样。能涛涛不绝的数说谁谁谁的战役，如何值的。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仿似他亲眼看到的。要说到面对实际的问题，支支吾吾。真个空谈误国。我说，他们看书时，其实脑子里婚婚噩噩，光知道看表面的热闹了。扯远了，现在回来。就这个问题，《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好：大有大的难处。“所谓天道无常”，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有变化的条件具备与否。当然，国际企业有国际企业的强势。但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有其特点的环境，他们也面临许多的矛盾。他们也有竞争对手，合作伙伴。技术、资金、管理等等的优势。这些在过去令他们成功的因素并非永远有效。我们就是要透过表象的“有”，看到支持其成功的“无”。破坏改变“无”，使他们走向失败。比如：面对ibm、康柏、惠普的强大，戴尔公司没有吓倒，他冷静双方的“有”“无”矛盾，针对其弱点发起攻击。就这一点而言，戴尔是伟大的。

上面说的是道的阴阳、虚实、动静、难易、隐显等属性，现在结合第三部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就是有说五十个位子，上面做了五十个人，如果不让他们走动，则不会有什么变化，也不会有“用”。但是如果减少其中一个人的话，则其他四十九个人就能随意变动变化，那么减少的那个“无”就是其余四十九个变化“用”的“有”。这一部分，看似上下矛盾，其实是一体的，并行不驳的，上面我们说过，道是立体动态的层次体系，它没有明确的意指，而是在联系天地间万物进行时，才有明确的相对意义。就单纯绝对地“道”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不切实际的，天无常法，天地本来就是动态变化的，没有一刻停止过。新的事物新的矛盾不断的显现，“道”其实一个概念性的体系，说的是天地间最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并不完整。在实际应用时，必须结合具体的特殊规律、知识、矛盾进行。

举个联系企业界的例子，一个企业如果不允许失职和薪水不变化。一切皆为看得见的“有”了，企业赢利多少与员工没有了直接的关系，那么企业员工表现如何也没有关系了。那么生产率下降、质量低劣、与时代脱节等状况是必然的可以预见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使薪水联系生产率、质量、销量等指标，按其劳动比例分配薪水，就有了无限可能，那么致使这种可能发生的就是“无”，不允许职务上的变动，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改变，当然如果建立了一条任何员工都可以升迁的路径，并把其中几个关键位子空出来，于是就产生了“无”，企业就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有可能朝着有利于你的目标方向变化。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

纵观整篇《道德经》以道法自然为基础，至此方为大成。就是说，整部书到此进入了。一般来说，几千年了，争议最大的也在于此也。怎么说呢？不争，守弱，没有用啊! 大家会说不去争怎么会有呢？根本不对嘛! 其实，不是老子错了，而是你错了。难怪人们说，知音难求。“道”是无法描述的，就算是勉强描述，也不是言语能说清楚的。说只能从某方面谈及，剩下的就需要你的思考了。是死读书，还是活学活用，其实啊!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自古能成大业业者，没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谓守弱，笔者愚认为并非简单的抛弃优势，而是集整部书的精华于此。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部分的描述看，则是使事物保持在一种状态中。就是使本来的完整的事物，去掉一些必要的东西，如“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中说的那样，使事物处于能够产生有益变化的状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说的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是柔软的，他死后躯体最终伸直僵硬。万物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韧脆弱的，它死后就变得干硬枯萎了。怎么了解呢？伊索寓言说了一个故事：一棵伸向河面的橡树被一阵暴风连根拔起，顺流而下。在沿河漂流的时候，它注意到岸边生长着一些芦苇。橡树就冲它们大喊：“像你们这样微小、脆弱的生命是怎样设法在一场我都连根拔起的风暴中安全存活下来的呢？”芦苇回答说：“这很容易，我们不是像你一样顽固、呆板地站在那里和暴风对抗，我们在每阵风吹来前就顺势屈服、弯腰，所有暴风刮过之后我们就可毫发无伤。”当然，这里我不是鼓吹投降、汉奸主义。而是，在无法抵御的失败面前，要有勇于认输的勇气，这才是大气魄，大将风度。各位一定听说，在国际体育竞技中，有时有比赛已经处于劣势的情形，再怎么比只是四、五名的时候。往往这时会由一些实力不强、不出名的替补选手上场比赛。因为已经输了，干脆就大方的承认和面对，让新人上场，为下一场的成功做努力。任何人，不可能一生任何时候都是顺风顺水的。走运时，做了什么，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要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不是那种在顺境忘乎所以，一失败就怨天由人的人所能比的。你可能想，怎么说着说着跑题了，没办法一是笔者水平有限(这一点敬请见谅)，另一点就是老子的水平太高，意义太深可以包含万物。现在回到正题，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弱”，所有他就会想办法去“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就是“强”；只有认识到“弱”为“强”的根本，才知道使自己保持“弱”的状态。其实我们周围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一些家长，为儿子、孙子准备了安全完善的环境和措施，为什么到后来会许多会沦落到要饭、犯罪、无能的境地。就是因为，父母为他们准备了“强”势的环境，而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守住这样的优势。所以，《易经》六十四卦，‘乾’卦第一，当头就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富不过三代”成了千古不变的至理。很多东西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只是迟早而已，当然早晚各有好处。我们不应剥夺别人去面对困难的机会，那怕最亲的人也不可以，那样只是害了他。每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过得好也罢，坏也罢。

再回来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问题。如果应用在企业管理上，则是“有无”的问题。怎么说呢？作为一个观顾全局的人，他必须树立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达成目的信条。作为一个基层人员，他对于企业的价值在于他能做事，但是一个领导者就不同了，他必须使自己保持空。这样才能容纳人才，利用外力。现在感叹，中国人才太多了，太能做事了。但是偏偏缺乏知人的领导人才。《反经》开篇就讲，知人是王道；知事是臣道。是相当有道理的。好的领导是，事业越大他越轻闲，所以他越能干大。反而有些企业管理者，面对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十万就斤斤计较，拿捏不下。一天到晚像守财奴一样，智慧就在那点钱上了，弄得觉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守住权利不放，更有甚者还把三大姑四大姨弄到公司。其实，这只会使你越拿不住，更容易失去。最好也就是保住规模不变而已。所有我说，你懂多少成的守弱、守虚你就有多大成就。当你放不下的时候，你就是你成就到了极限的时候。很多人现在一定会说，你不保住，你干再多还不是为别人干。错了，就这一点，西方做得很好，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虽然没有任用私人，但它有一套制度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就中国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如：宋太祖的制衡术、康熙的抓住要害等等的案例。换一种思维、换一种方法其实你能做得更好。要控制一件事物的方法太多了，多给自己一点余地，选择一个更好的。

守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使自己保持了空的状态，所有能容纳真正的人才，而你对别人做对的事和做错的事都不加直接评赏，别人就不知道你的想法，就觉得你莫测高深。不敢在任何事上瞒你。这一点，朱元璋做得相当好，明明是他想要诛杀功臣，但他不直接动手，树立一个胡唯庸，利用他的手去做。做完了，把胡唯庸去掉，干干净净。如果是做不成，他可以说受别人蒙痹，大家只会说胡唯庸坏。做完了，除掉胡唯庸，大家都说他圣明，知道的人也没有办法。表面上，他是弱，受人愚弄，实际上他才是个中高手。另一个直接的优势是：自古以来，其实江山代有人才出。但为什么，只有乱世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原因就是，领导者的睿智，使大家上形下效，只有清除了一些看似有用的废物，才能给真正的人才滕出位置。所以，一条使人才得以被用在适当的位置上的渠道真的很重要。

“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说，水是最接近道的事物。怎么说呢？水具有种种美德，它滋润万物而有利于它们生成，而又不和万物相争保持平静，处在人人都厌恶的低下的地方。善人居处如水一样顺乎自然、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如水一样静默深远、善于保持沉静，待人如水一样润泽万物、善于效法上天，说话如水一样堵止开流、善于遵守信用，从政如水一样净化污秽、善于理国，处事如水一样随物成形、善于发挥才能，行动如水一样涸溢时、善于顺天时。古人所说的“明镜止水”大抵就是这个境界。只有如水一样的心境，才能平静完整的反映外界的一切，为正确处理作出基础。

论孙中山、xxxx、的土地思想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三篇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三位伟人孙中山、和都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他们都重视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孙中山、和土地思想在土地的所有制和实现的途径上各不相同。孙中山主张实现土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初期，他引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土地思想的核心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百年奋斗的历程。

【摘 要 题】比较研究

【关 键 词】孙中山///土地思想

【 正 文】

20世纪以来，中国三位历史巨人，从孙中山、到都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土地思想有着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征，他们对土地问题的积极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百年奋斗的历程。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wwW.meiword.cOm”(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的优越性呢？”[5](p.117)

2.上三位伟人都认识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

孙中山意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国民革命必须有农民的参加，尤其是在晚年，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的基本力量，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他说：“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2](p.119)“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6](p.555)革命便会失败，要动员农民参加，就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与要求，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上述思想。他强调，农村是中国革命的重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农力军”的思想：“中国的农民，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7](p.211)所以，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只有进行土地的变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发动农民起来，完成革命的基本任务。

高度重视农业，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要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他多次强调农村土地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5](p.651)“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p.227)因而，他在农村的改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土地思想。

由上述可见，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基本国情的认识，三位伟人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土地思想。

二、三位伟人土地思想的内涵

孙中山、、三位伟人，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土地思想在土地所有制和实现途径两个问题上都各不相同。

1.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主要是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所有制。

孙中山从参加革命活动的早期就重视土地问题。1924年改组以前，“平均地权”是他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方法。1906年，孙中山在军宣言中明确地将“平均地权”表述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并同时提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或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者，与众弃之。”[1](p.538)在此以后，他逐步形成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四项政策。而土地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平均地权”中的核心部分。曾说：“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8](p.421)所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实际就是以田税代地租，把地租转化为国有，也就是“土地国有”。1924年以后，孙中山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农民问题的迫切性有了新的认识，受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他主张效仿，“改良农业之后，便一般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这种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3](p.867)和“平均地权”一样，“耕者有其田”强调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方法上由国家授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收取地税，并辅以国家租田给农民的方式。

那么，土地怎样才能国有化？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国家将地主多余土地按其报价收买，他说：“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对于人们关注的土地数量问题，他并不担心，“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3](p.868)从而会据实报价。由此可知，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在所有制上是主张土地的国有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和使用，用改良的方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2.的土地思想

新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土地所有制上，改变了孙中山土地国有的设想，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他指出：“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9](p.1074)1931年春，明确指出土地归农民私有，他在以革命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的信中说：“过去分过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有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与外，均归农民所有”。[10](p.256)由此，确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后，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所有制。

在整个新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思想的核心。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曾提出“党愿意停止使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7](p.260)实行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但在战争结束后至三大改造前，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一直是我党农村工作的重心。1947年12月，提出新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对土地占有状况的某种改良；其二，无偿剥夺封建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有偿赎买这些土地；其三，仅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即没收地主阶级和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其四，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并归农民私有，而不是归乡或国家所有，农民不仅有土地的使用权，还有土地的所有权；其五，即支持农民平分土地，又反对绝对平均主义。[11](p.283)

在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方法上，主张实行土地革命。他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地主，建立农民，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数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在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农民土地私有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农民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奋斗的最终目标，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必将严重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要使中国走上道路，则必须解决农民土地私有制问题。为了实现由新主义向的转变，根据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引导农民走上了道路。的土地思想也就从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和统一经营的思想。

3.的土地思想

土地思想的核心是肯定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途径主要是将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改变为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其重要方法是包干到户，即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者首先占有其全部劳动成果，然后，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承包合同，完成应上交的税收和定购任务及集体的提留、统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转换了农业经营机制，让农民成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样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萌生了市场经济的细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

孙中山、、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却因为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最简单明了的就是一点：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农民。在理论上，他既希望农民有可耕之地，又不触及地主的利益，所以在方法上希望用和平、缓进的方式，以达到“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两全之策，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双赢的构想，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是通过根本对立的冲突来达到新的社会整合，而是采用社会协调的办法，使斗争的双方在未来的发展中，都取得新的发展机会和获得发展的实际利益。”[14]由于他对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及社会分层的认识还十分模糊，他没能找到一个实行他这种设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耕者有其田”只能成为他的一种美好愿望。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借鉴了孙中山的土地思想的某些成分。在《论联合》的报告里这样说道：“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13](p.70)他在名篇《新主义论》中谈到新主义经济方针时这样说道：“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13](p.678)并在《论联合》的报告中说：“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9](p.1074)

虽然对孙中山土地思想有所借鉴，但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把农民问题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对待。不仅想让农民有田可耕，还想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这不是一种倒退，相反，它是对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思想的超越，因为它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的土地私有的观念十分强烈，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实现土地的国有，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主义革命时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就是实现土地的农民所有，首先提出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的思想。

在方法上，与孙中山不同的是，主张并实行土地革命。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反复强调秩序与国家控制，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其最终结果不仅不能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反，保护的恰恰就是地主的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革命，成功地唤起了亿万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土地问题上，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废除私有制，并不是否认土地的公有或国有，他只是把农民土地所有制当作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完成这样的任务，建国后，领导了农业的改造，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但此后，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统一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弊端，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对于在50年代后期，农业和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1949年取得全国后，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5](p.255)他批评“搞‘大跃进’、公社，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在考虑土地问题的时候，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他说：“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面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倡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突破了公有制单一的模式，实现了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干到户，让农户成为相对的市场经营主体，亿万农民有了土地承包权、生产自和经营收益权，切中了农村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弊端，有效地发挥了农户和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年底，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完全被取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这和孙中山所设想的“土地国有”是一致的（前者是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包干到户，又实现了孙中山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的愿望。从这一点上说，所倡导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接近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的本意，找到了困惑孙中山和两位伟人已久的解决土地问题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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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集：第2卷[m].：出版社，1991.

论xx对农民自发势力认识的转变_其他哲学论文 第四篇

【内容提要】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　危机；二是同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对两次挫折的反思，涉及到两个深　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对待农民的“　自发势力”。经历了一个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到主张使自发势力的　体现者——中农感到经济上的活跃的转变过程。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开始了新经济政　策的制订由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关 键 词】/自发势力/新经济政策

【 正 文】

十分赞赏的经济政策，说他的“思路比较好”。其实，不是没有犯过　片面化的错误，有的错误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人都很难避免片面化　的错误，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令人奇怪的不是有过片面化的错误，　而是能够比较快地从片面走向比较全面。之所以说比较快，是因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　23年春失去工作能力，只有不到5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是战争时期；而从1921　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当长　的时间还有病在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留下了至今对我们很　有启示的宝贵思想，其原因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十月革命前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说起。最初设计　过渡时期的制度，遵循了提出的科学方法：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WWW.meiword.CoM列　宁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事实和过程，以德国经验(包括德国的战时体制)为借鉴，　设计了经济落后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与此同时，　把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可是从事实出发提出的这个设想，既包含　着与新经济政策相通的成分，也包含着与战时主义相通的失误。

为什么运用正确的方法——从事实出发也还发生失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观察到　的事实和认识这些事实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即使从事实出发做出的制度设计也需　要由实践和经验来修正。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如何过渡到社　会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他说：“我们并不苛求或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　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　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注：《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正是由于认识到已有知识的局限，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提出了只能根据实践　和经验来谈论。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　：《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对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纲领的　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　(注：《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不根据经验来谈论，就不会有新经　济政策。但是有了这一条却不一定就有新经济政策。“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和“今天　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这两个著名论断，是在1918年1月和7月提出的，当时从　实践和经验中得出的建设的思路，仅仅是完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不久　，在1918年夏天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又根据战时的经验设计了战时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是有限的，而且人们认识这些事实　和经验时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苏维埃来说，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现实的制度中　去寻找哪些部分与设想的社会有类似的或有可能接近的地方，对这些东　西会产生特殊的偏好，并加以肯定；另一方面，人们对的社会的理解，　又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的影响。例如，根据战争时期的　经验提出的通过战时主义过渡到的设想，对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是　他坚决反对的“兵营式的主义”；但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在严酷的战争环境　中，这样设想却是可能的。当事实、实践经验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严重的冲突时，情况才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　危机，暴露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暴露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正是这场经济和危机　，使决定放弃战时主义，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　。二是这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表明，经过多年严加限制的农民“自发势力”　仍然顽强有力，稍有放开，就势不可挡。正是这次失败，使认识到必须废弃“直接　过渡”的计划，把商业作为中心环节，从而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形成。面对这两个重大　事件，没有批评不满的工人和农民，也没有痛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思　考的是原因，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战略的哲学。这个思考涉及　到两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　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自发势力”。

前一个问题，在思考后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　会主义的错误，得出了必须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哲学结论。说：“我们为热情　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的一般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　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　农国家里按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　作好向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　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　资本主义走向，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　导到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9　—570页。)这里既谈到了革命和为主义事业而奋斗激发的热情的巨大作用(注：“　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然而，关于国家和乌托邦社会有关的　大量计算表明，它作为一种初始力量在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缔造革命领袖或诱发人们行　动方面是十分有力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它背离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来源时　，它的作用会不断减弱，东欧近来发生的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又看到了它　的限度，从而阐述了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从如何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考开始的，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　接采用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注：《选　集》第3版第4卷第581页。)但这个思考的成果，不仅局限于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相结合，　而且得出了一个对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　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582页。)在最　后的著作之一《论合作社》一文中，他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　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　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者碰到的绊脚石。”(注：《选集》第3版第　4卷第768页。)这最后一句话十分重要。如何对待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不仅在　新经济政策以前，而且在这以后，仍是许许多多者碰到的绊脚石。

三、使“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

遇到的另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其　实这是许许多多者碰到的另一块更大的绊脚石。前面已经提到，新经济政策是　从实行粮食税开始的，在粮食税计划中包含着新经 济政策的萌芽，这就是一小块自由　贸易。正是顺应农民“自发势力”要求的这一小块自由贸易，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　一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反对农民的“自发势力”，到在一　定程度上承认和尊重“自发势力”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在这方　面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散见于各处。有的观点在理　论上得到了阐述；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这本身就是理论贡献)，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能开辟一条建设的比较全面的思路并带来巨大成就，与这些观点直　接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局限和后来被取消，又同它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有关。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已有的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所谓自发发展是指不是按照预先设计的道路或制度的发展。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们　对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意义还不理解。理论突破的发生，归根到底来自那些超出原有重要　理论观点的新的实践，这些新的实践活动的后果在未被人们认识以前都带有自发性，人　们对这些新的实践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不是　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后来回顾说：“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　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　、制度。”(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11页。)二是自生自发力量推动的发展。　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等由市场产生的自生自发力量。对于“小　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的转变，从而使农民　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的自发推动，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推动力。

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就认识到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知识，因而　他不会否定认识会有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设　计，意在限制和反对自发的发展力量。这个制度不仅允许农民的小生产存在，而且允许　资本主义的存在，但却不允许它们自发发展。当时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可以用国家　直接下命令的办法、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调整产品生产和分配。当时认为，使资本　主义大生产接受国家的计算和监督是比较容易的，困难在于使小生产也接受国家的计算　和监督。为此，1918年春天，在《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详　细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把抗拒国家干预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　他说：“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　主义的。”“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注：《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2页　。)

在1921年春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开始改变对自发力量的态度，不再全　力反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自　发势力”的主要表现的自由贸易，尽管只是开放了一小块。但却由此开始了两个过程：　一个是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态度的转变过程；另一个是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由不完　全自觉(相当程度上的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粮食税计划只是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　进行一定的自由贸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要通过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来进行。　恰恰是这个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自发地越出了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垮了有组织的商　品交换，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1921年10月29日，在承认“商品交　换失败了”(注：《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的同时，明确改变了对农民“　自发势力”的态度，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到承认、尊重自发力量，主张　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注：《选　集》第3版第4卷，第616页。)在这以后，他把“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作为“新经　济政策的真正实质”。(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13页。)于是，一个利用市　场机制的、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逐步形成。

四、用“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

无论是新经济政策以前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还是新经济政策以后的苏联模式　，都力图把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在组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组织起来以后农民又缺　乏积极性。这是许许多多者遇到的难题。新经济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这　个难题。因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用迅速根本改变农民习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而是用适　合普通农民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　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　里。”(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1页。)如何实行这种结合?“我们是从农民　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　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　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　。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　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3页。)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在谈到合作社的　意义时说：“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　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68页。)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这个政策和制度不是以根本改变群众的习俗、传　统为前提，而是同群众的习俗、传统相适应的。说：“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　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　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0页。)对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的认识，　在以往的新经济政策研究中也被人们忽视了。这并不是说农民的习俗、传统不可能改变　，而是说通过一时的所谓教育不能根本改变，只有通过文化的逐步演进才能改　变。这里，已经涉及到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探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把制度区分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他指出：“　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　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　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　。”“当正规规则因与现在非正规制约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　紧张状态会导致长期的不稳定。”(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8、187页。)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也指出：“我们要在范畴上分清两方面之间的不同，一方面　是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则，也不能明确地(建设性地)修改这　些规则，它们成为我们行动能力永远存在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一套制度。我们在其中行　动，就总是在这些行为规则之中。那些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明显地对这一套制度　施加限制，但是那些规则不一定可说成是唯一和特殊的制度结构。还有许多人们可以在　其中行动的可能的结构，这些结构(几套制度)可以相互对比进行规范的估价。”(注：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五、转向“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说：“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　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所谓改良　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　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　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　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　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注：《选集》中文第3版第4　卷第610—611页。)

这不是说革命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指出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　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　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建立　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统治的　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　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　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　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　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　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注：《选集》中文　第3版第4卷第639、612页。)

这里关于革命的功绩和限度以及必须转而采取渐进主义行为方式的论述，至今具有重　大的认识价值。中国的渐进改革再次证明，制度的变迁是革命与逐渐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因为正规制度的改革要受到非正规制度的制约，而非正规制度内涵的人的文化观念、　习俗和行为准则的演进是渐进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改变。(注：诺斯在谈到　这一点时说：“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它们是如何渐进式变迁的，为　什么会这样，以及非连续的变迁(如革命或武装征服)为什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　些都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　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的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8、119、124页。))这个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列　宁把“文化革命”作为工作重心的深远意义。他说：在制度建设上，“只有那些已经深　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算作已达到的成就”。(注：《选集　》第3版第4卷第785页。)

试论xx对相对主义的分析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五篇

在同马赫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集中地阐述了真理的　客观性、绝对性和确定性。但是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其进行科学分　析的基础上，既揭示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了相对主义同辩　证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唯物而　辩证的思维方式。

【英文摘要】in the struggle against marhi,lenin definitely criticized relativity and　 focused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objectiveness absoluteness and definiten　ess of truth.however,lenin did not hold a negative view on relativity,instead,he not only reflected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ityand ideali but also yzed objectively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etween relativity and dialectics,and illustrated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relativity in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ysis,which fullyshows his material and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关 键 词】相对主义/客观真理/辩证法/relativity/objective truth/the dialectics

【 正 文】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对真理的绝对性、客　观性和确定性作了集中而深入的阐释，并且立场坚定、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wWW.meiword.com但　是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相对主义进行科学的基础上，既揭示　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了相对主义同辩证法不可分割的密切　联系，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而又唯物的思维方式，　给人以深刻的思维启示。

一、相对主义为辩证法打开了大门

关于相对主义，的解释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p211)不难看出，是将“相对主义”视为同“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相等的概念。　而将其称之为是相对主义的“原理”或“原则”，表明对相对主义的重视程度——视其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

关于知识的相对性问题，恩格斯早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的真理”时就指出：“认　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　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　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　，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2](p431)。继承了这一相对性的思想，他说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　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1](p193)“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　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　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　[1](p192)在看来，一切关于自然界的理论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的证实。

很重视对知识相对性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能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即相对主义　的原理)，就接近了辩证法。在谈到杜恒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　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一切规律都是　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他们是近似的”时，说：“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　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　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1](p213)

相对主义不仅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大门，而且是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内容：“辩证法　，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1](p97)。一　般的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主义的辩证法是否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呢　?的回答是肯定的：“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　1](p97)。抓住了相对主义这一辩证法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唯物主义认识　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相对性原理，并以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为纲，展开了对认识辩　证法的阐述：

其一，提出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相对的观点。在批驳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物　质概念攻击时，坚决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特别　说明：“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　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p108-109)。这一提　法，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旧唯物主义将物质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为指　导人们辩证地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其二，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别是相对的观点。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　题。在真理总是上，一方面批判否认真理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旧唯　物主义的“终极真理”。而旧唯物主义把一切科学原理都看成是终极真理的原则，是由　于他们不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在说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内涵的同时，还特别指　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区别也具有相对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　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　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1](p96)，这里说的“不确定”性，　就是指相对性。

其三，提出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相对的观点。在阐明“生活、实践的观　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p103)的同时，又强调：“这个标准也　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　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p103)

在看来，认识论中，如果没有相对性的思想，后果是严重的，会使科学变为“恶　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的东西，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的等等　，只有引入相对主义原理，才可以克服以上种种弊端。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重要结论，是对恩格斯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结论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就深入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不确　定性，他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　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　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2](p431)。恩格斯对相对性原理的应用，为建　立认识辩证法体系奠定了基础；则在批判了马赫之流的相对主义谬论中，从新的角　度，科学地阐述了认识论中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为建立认识辩证法体系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明确界限

在说明辩证法以及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　时，同时又特别强调辩证法“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中虽　然不能缺少相对主义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又是有着明确界限的，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否　则会陷入唯心主义哲学中。对二者界限的区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界限之一，是否能准确地说明知识的相对性原理。相对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承认知识的　相对性，而在于将我们的知识相对性的原理片面夸大。如，“物理学”唯心主义最重视　的是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忽视了知识的其他特性；又如，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　础，结果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再如，从　裸的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证都是正确的；等等。后来在他的　《哲学笔记》中，深刻揭示了哲学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　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　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3](p311)。而相对主义则正是将知识的相对性这一认识过程　的特点片面夸大的，这种片面的夸大，带来的后果是唯心主义的产生。与相对主义相反　，唯物辩证法则要求“正确地阐明相对主义”，准确说明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界限之二，是否在承认客观真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在说明唯物主义辩　证法之所以不归结为相对主义时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　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是有条件的，是以承认真理内容的客　观性为前提的。而相对主义，特别是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否定任何为我们的　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1](p97)。这　正是所要特别强调的：“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之外　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1](p193-1　94)

界限之三，是否承认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别的确定性。在阐述绝对真理和相对　真理区分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这种区分正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另一方面　又特别指出这种区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　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　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1](p96)。

界限之四，是否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在《哲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　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　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3](p306)。

正是由于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辩证法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如果　不能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就难以避免经由相对主义而滚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从相对主义滚到唯心主义的条件

在看来，自然科学自发地是唯物主义，他把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自发产生　的唯物主义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甚至认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　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1](p216)但是有一些现代物理学家们却很不幸，他们没有看　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却从相对主义滚入唯心主义。将它们看作是分　娩时必然会产生出的一些死东西，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自然科学家为什么会产　生唯心主义呢？深刻地剖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泛滥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是与相对主义直接相关的。

说：“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　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　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1](p211)多处反复强调　，不懂得辩证法，就会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因此，理解所说的“不懂得　辩证法”的内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在批评莱伊时说：“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的辩证法。他　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　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　”[1](p211)看来，所说的不懂得辩证法，不是指一般的辩证法，而是指唯物辩证　法，所以他特别强调：“关于相对主义总是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和恩格　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　哲学唯心主义。”[1](p211)而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却　只承认相对真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甚至无　法理解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绝对真理是由　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　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　分”[1](p212)。这段不为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论断，即阐述了绝　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又强调了真理(包括相对真理)是客观的重要特性。而在　“物理学”唯心论看来，既然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不依赖人类　的客观真理就是不能有的，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就不能承认真理是客观的，将真理的客　观性与真理的相对性完全对立起来。

马赫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不了解，还突出地表现在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上。“物　理学”唯心主义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　许多概念是僵化的等等。赞成这种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他说，旧唯物主义这种缺　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　—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　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1](p2　13)而物理学唯心主义则相反，既丢掉了唯物主义，又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天才的真理　内核。就是说，他们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不真正懂得。所以特别强调：“他不了　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1](p213)“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　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　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1](p215)就是说，那些被　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可能　使他们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平坦，才能在哲学上将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否则，也会产　生唯心主义。

对相对主义的，给我们重要的思想启迪：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即使是非　常错误的哲学思想，也应给于客观而辩证的，并划出认识论的根源，而不是简单地　否定。正如所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　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　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直线性和片面性，死　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3](p311)。这一论断　同样适用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无疑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的成分，从而成为滚　向唯心主义的桥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思路，即相对主义无疑也是一　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　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3](p311)。所以，我们也应认真对　待它，并从中学会辩证问题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出版社，1995.

[2]恩格斯选集：第3卷[m].：出版社，1995.

[3]全集：第55卷[m].：出版社，1990.

透析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六篇

一、自辟蹊径的史料研究与“消费不足危机论”要旨

以“消费不足危机论”为核心的凯恩斯消费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自辟蹊径的史料研究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第六卷《一般理论引起的若干短论》体现了凯恩斯对前人消费理论独特的借鉴研究。他对反经典的消费不足妨碍社会繁荣论进行了三个时期的考察。第一时期，是以曼德维尔《蜜蜂寓言》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幼年期。凯恩斯谈到，早在16、17世纪的赫克舍尔、拉菲马斯、配第、巴尔邦、卡里等学者先后阐述了奢侈有利，节俭有害，如果每个人都多花钱，那么所有人都会有更多收入的思想，经过《蜜蜂寓言》的渲染，流行起来。通过该书，曼德维尔阐发了他的道德观——繁荣可以通过花钱而不是储蓄的得以增大。由于该消费理论与主流理论的背离，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第二时期，以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正式提出期。马尔萨斯认为，消费不足会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为财富的不断增加只能靠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来维持，“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简单的食物、最破旧的衣服和最简陋的住屋，那么其它各种较好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就肯定不会存在。”然而，这种担忧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受到李嘉图的忽视。第三时期，以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成长期。凯恩斯认为《工业生理学》提出的消费理论虽然未能撼动正统学派，但霍布森他们却是第一次明确地宣称“资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储蓄倾向所导致，而是它对实际的和将来的消费所造成的需求的反应”原理的人。WWw.meiword.CoM

尽管前人的消费“反”论，受到了多方排斥和打击，但凯恩斯却因从表层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消费不足，及致富的依赖路径——多消费，而勇敢地挑战经典，系统地提出了“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旷世之论。

(二)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要旨

凯恩斯认为，社会总供给依赖于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社会总有效需求。就消费来说，短期内由收入决定。然而，由于消费者普遍受一种心理规律的影响，即“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么多”，致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mpc)。假定投资诱导不变，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引起的消费不足，就会使商业、饮食业不景气，使投资者产生悲观预期，降低他们的资本边际效率，产生更强的流动偏好，诱发投资不足。也减弱投资及就业的乘数效应。可见，消费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源头，又是产品滞销、非自愿失业、贫困屡屡出现、生产过剩危机频繁爆发的直接原因，即消费不足→经济危机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为此，凯恩斯提出不能甘当“守夜人”，要施加宏观干预，不断注入新的购买力，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疏通流通渠道，拉动生产。他指出：“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换言之，通过实施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消费需求，拉动生产、就业、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形成多消费——多投资——高收入——高消费……的指数增长循环圈。事实证明，由消费不足论，引出的干预主义，快速修补了被大危机毁坏的生产链条，改良了与生产力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发生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理论的质疑，也波及到在可持续发展命题中是否应该扬弃的问题，因为该理论旨在解决短期问题。

二、在可持续发展中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实用性

畅通的流通渠道是保持生产持续、不中断的必备条件。指出：“交换过程是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商品一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这“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即流通(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或纽带，如果纽带断裂、或桥梁过于狭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g…p…w…g就无法实现。前已述及，可持续发展是无数连续的、短期生产点的连接，断裂式的生产，不是可持续的生产。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进入更加富足的产品过剩时代，此时，“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流通……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因此，不断向流通中注入购买力，疏导流通，实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顺利转移，也是保持可持续发展曲线上的“点”连续.、不中断的必备条件。

凯恩斯的消费政策，为可持续发展畅通了流通渠道，为短期生产不中断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凯恩斯不断为流通注入购买力的消费政策，就是拓宽流通渠道的流通政策。首先，凯恩斯从宏观高度确立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为流通渠道的畅通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消费理论蕴含着一张经济方向图：消费一生产一消费。该图表明，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对象。”制约生产的也是消费——“资本是不能离开消费而存在的事物。”消费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性质，把“人”真正摆在了“本”的地位，是对经典理论“生产→消费→生产”那种为生产而生产路径的彻底扬弃。消费者宏观主体地位的确立，易于从政策措施上引导生产，使生产结构与消费者需求结构统一起来，易于实现市场出清。其次，凯恩斯所发现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于在流通中注入更多购买力起到了方向性作用。凯恩斯谈到，相对来说，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那么，增加穷人的收入，收入中会有更多的份额成为现实购买力，能够为产品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最后，消费、拓展流通，避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导致的生产链条断裂，满足生产“连续性”要求。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大量企业倒闭、物资废弃，造成生产链条大断裂的例子触目惊心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实施后基本避免的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诚然，凯恩斯的消费政策旨在解决短期产品过剩问题，似乎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精神——永续性，显得格格不入。然而，长期是短期的累加，无数短期经济的持续、不断裂发展才可能构成长期的持续发展。

可见，消费不足，不仅造成短期生产中断，也会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断裂”；凯恩斯消费政策，或者说是，拓宽流通渠道政策，是促成短期无数生产点得以连续的外推力，也必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三、消费不足危机论有加剧资源匮乏的局限性

1.充裕的资源是保障产出持久增长的物质基础。诚然，短期增长的连续性取决于旺盛的需求亦或畅通的流通渠道，但是，持久的增长则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就连首创需求论的新古典学派马歇尔也承认：“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察的时期越短，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间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逾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当前，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产出曲线不仅短期不能中断，而且，随着时问的推移应具有无限延长、增长的趋势，如果资源逐渐走向耗竭，即使生产能够不间断的维持，那也是低位运行(斜率变为负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保证资源数量的充裕，增长的持久性才成为可能。

2.消费不足论的资源环境负效应。如果说资源短缺问题早已存在的话，那么，“滞胀”是资源危机凸现的标志。该问题快速升级，与长期单方面实施消费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凯恩斯对消费拉动经济的强调，推动了资源环境恶化的进程。凯恩斯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就业不足，“就业的机会必然受到总需求多寡的限制。总需求只能来源于现行的消费以及现在为将来的消费所作的准备。……消费不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要“预先消费”就得“举债支出”进行负储蓄，但是，只要消耗就会促进生产，哪怕是浪费也会致富。这种对消费作用的强调，促成了后工业社会新“物质主义(materiali)”的形成，即，不顾及资源承载力、不顾及后代人福利的畸形消费——高消费、炫耀消费和浪费消费。这种消费，对一国资源环境的掠夺是贪婪和疯狂的，且以其强大的感染力，促成资源难题全球泛滥。因此，“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我们的消费者应对于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责任。”对资源更具破坏性的畸形消费意识仍来源于《通论》：“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尽管，这些话是出于对那些固守经典理论的家的讽刺，但被相当数量的人所误解，以至于，西方社会的军备竞赛、频繁战争、浪费性政绩工程等都以此为理论根据。尽管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也从二战中得到了繁荣的好处，然而，破坏性消费对资源环境的摧毁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强烈的短期意识是诱发资源问题快速升级的又一原因。凯恩斯在《通论》中坦言，他所陈述的思想及政策主张都是针对短期经济问题的，这无可厚非。然而，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往往把短期与长远、当代与后代的利益对立起来，所形成的策略通常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人。例如，他认为古埃及的就业得益于金字塔的建造，中世纪就业得益于造教堂和做道场，为此他告诫道：如果“我们在为后代建造住房时，要是仔细考虑这样做对后代所增添的‘财务’负担，从而，我们就没有象埃及和中世纪那样简便的避免失业问题的方法了。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存在……”。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意思是说，既然到了那个时候，人们都会死掉，那么，经济事物的长期均衡状态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种短视化的思想，既迎合西方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也与西方大众的人文价值观相弥合，因此，在实践中，消费上的吃光花光带动资本的极度扩张，必然衍生大量投入、大量消耗的增长模式。第三，单方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忽视生产源泉的管理可能对持久消费的制约。必然带来连锁负外部性的全球传递。西方发达国家接受凯恩斯消费政策，带来了产业快速升级和信息化实现的良好效应。信息化似乎是减少甚至替代了资源的大量消耗，但事实上，支撑过度消费的产品加工和生产地点已经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并且，同时转移的还有以资源高投入、高耗费、高废弃物排放为特征的增长模式，由此导致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蔓延，留给其他国家乃至后代可发展的道路日益狭窄。

对于凯恩斯消费政策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加尔布雷斯早有微辞，并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虽然为改善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他们不能为解决当前困扰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的确，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凯恩斯的消费政策是以大量闲置资源为条件，在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情况下，不加节制使用，必然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

总体性或元叙事的合法性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七篇

詹明信的新主义立足于将经典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融入到后现代理论话语中，而这一点恰好是经典理论与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困境之所在。其中总体性问题是他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最大分歧。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叙事理论的根基进行，以探讨总体性观点在当代理论中的合法性。

【关 键 词】詹明信/新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主义后现代理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主义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WWW.meiword.COM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代理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代理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疑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代理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出版社，20xx.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4]f.jameson,1984,postmodemi,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in new left review,no.146.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八篇

一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人们常用的概念是“改良”与“革命”，贬前者褒后者，倒也泾渭分明；后来，“改良”与“革命”的概念渐被“保守”与“激进”代替，其褒其贬也有“待商量”之议。笔者以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些概念的内涵。“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体而实在的对象；“保守”与“激进”的概念，则需要有所解释。从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维持原状，不求改进”；“激进”则指“急进”（见《现代汉语词典》）。但这两个词用在历史、思想文化领域就不能仅取字面上的意思，还应该搞清楚其特定的词源涵义。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作为哲学，形成于18世纪末的英国，早期的一位代表者是写《法国革命论》（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一书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这本书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认为英国“光荣革命”所体现的，对人身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信仰及言论自由权等）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传统，要比法国大革命用摧毁一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导的，也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理念，因而伯克后来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之一。“激进主义”也出自18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些精英分子要求对国会和社会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张（“激进”一词，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与“根本的”一词同），其原则也是秉持强烈的自由主义，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以极端手段实现根本变革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激进主义。可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为近代性质的西方思想，它们都与自由主义有着某种渊源关系。Www.meiword.cOM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导的保护传统（主要是“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们祖辈的”自由遗产和有利于维系公民社会的宗教伦理等），并非中世纪那些黑暗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是近代化了的东西。 

用“保守”与“激进”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派别或人物，情况就大为复杂了。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古代的东西与近代的东西杂混蜕变，本来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畴的理念与范畴的理念并用于救国斗争，越发显得头绪多多；而评家在使用上述两个词的时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来说事，则更是歧异纷纷。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与“守旧”和“渐进”与“急进”，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一对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上却主渐进，像梁启超；文化上的守旧者，上却主急进，像章太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进”一词，除了“急进”，还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脚，说事时不至于弄得太拧；“保守”一词，送给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远了。倭仁以理学反西学的所谓“保守”，与胡适以自由主义反“俄式革命”的所谓“保守”之间，其距何止万里！鉴于此，评家在用“激进”与“保守”，进而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这对概念说中国事的时候，自己先应该把它们的字面意思与词源涵义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

上世纪后期，我国学术界有过几次对保守主义（同时也捎带着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次缘于思考所谓新儒家的观点；一次则是从介绍自由主义而引发。新儒家学派主张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现代价值，不应该加以否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就是激进主义。显然，这种文化观点，与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因为这是属于近代性质的东西。当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继承，但它也需要现代化；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家长制那些东西，是绝不可能“万岁，万万岁”的。后来，一些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讲清楚了保守主义的词源涵义；但对激进主义的用法，人们还是不大讲究学理：说孙中山等革命派是激进主义，言之尚属有据；说“俄式革命”也是激进主义，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质。须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要彻底撕碎资产阶级自由、、博爱的“遮羞布”，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进入主义社会。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另一套学说体系。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国归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后来又成为立宪派领袖），并终身反对革命。对此，时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句话批评他：“流质易变。”这其实不太公允。对自由民权的追求，梁启超是始终如一的；其反对革命的观点，后来也没有变过，又如何说他“易变”呢？还在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释革》（1902年12月14日，《新民丛报》），篇首即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梁告诉读者，“革命”一词，始见于中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革殷受命”，皆为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之意的。他指出，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而revo又不一定非要易姓。如19世纪是欧洲的revo时代，除法国外，王统依然；更征诸日本，今仍安富尊容，但社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来梁启超实地考察了美国社会及其的运作，并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现实情状作了比较。其时，德国学家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等人的国家学说在日本颇为流行，对梁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终于选定以渐进的方式改造中国之路。梁与革命派辩论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开明专制论》（1906年1月25日至3月25日，《新民丛报》），梁在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能容忍的仅为“开明专制”而非“野蛮专制”。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此代表野蛮专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而后者能够为了国家利益顺应世界潮流，逐步实现社会的革新。梁启超对中国社会历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2月14日，《新民丛报》）一文中，他指出：西方近代的革命“大率在中等社会”，其以切身经济利益为枢纽决定革命和革命后的目标，结果是得自由民权。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则“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这种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往往群雄并起，全国糜烂，且伴有外族势力入侵，结果却仍得专制。因此，他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育成中等社会，从而奠定“泰西文明革命”的基础。

三

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则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主义的时候，真正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可以看出，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源泉是自由主义；而在中国，它们二者的共同点更多的表现为求发展求富强。

今天，时代已经变迁了，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回顾百年，翻检思想，有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启超早已说过的东西；更有人发出了“告别革命”的议论。笔者以为，此议的着眼点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对历史进行“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指点，则不可以脱离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实际环境，也不能只研究历史的后果，不认或否认种种复杂的前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评价接近客观与公允；如果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则笔者敢言：邓公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建设和谐社会、崛起的理念，已经成为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对我们民族之宝贵，如何评价亦不过分。

如何“透过现象抓本质”_其他哲学论文 第九篇

摘要：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很多人很为自己明白许许多多的道理而沾沾自喜，批评起别人的观点来，总是振振有词。而本人认为，做人明白许许多多的道理，并不难，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和系统地明白一个道理，则是最难的。

●宋朝祥符年间，京都汴梁（今开封）有一座宫殿被焚，皇帝派大臣丁渭主持修复，他制订了一个施工组织方案。考虑到工程需要大量的土，而土源过远，于是就近挖开大路取土，变成一条大沟。又命令挖开汴河与大构相通形成水道，解决了木材等物资运输问题。工程完工后，将残砖断瓦等建筑垃圾填入大沟，恢复大道。一举解决了取土、运输和垃圾处理三个问题，节约银两以亿万计。

●1955年1月15日，亲自主持党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他讲到核原理时，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却从容的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www.meiword.cOm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科学实验果然证实了的预见。

内容提要：

前面，笔者阐述和论证了哲学应用的客观根据、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及哲学作用的二重性问题。接着，本稿主要探讨哲学的方法问题，指出了客观性是哲学基本要求，而系统性是哲学的最高要求，并着重对哲学的系统性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

正文：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在实践领域里要求要善于或精于管理。然而要想在实践领域里真正地做到善于或精于管理，其前提首先要在认识领域里做到善于或精于哲学，也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这些，笔者已在前面的拙作中作了一定阐述和论证。本稿着重探讨如何“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算是“透过现象抓本质”呢？笔者认为，所谓“透过现象抓本质”就是要求人们在观察、、认识或者说思考问题时必须要客观、全面、深刻和系统。何谓客观？何谓全面？何谓深刻？又何谓系统呢？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其依据是什么？等等。

一、客观性要求

所谓客观，通俗地说，就是看问题或事物不能想当然，不能意气用事，也就是不能自己认为或者觉得怎样怎样，而是要与问题或事物的事实相验证。对了，继续发扬；错了，必须要立即改正，并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防止再犯同类错误。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早晚都要栽跟头的。因为任何人都要向客观规律低头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绝对意义上说，人们只能发现和利用客观规律，而不能创造或改变客观规律。所谓“借风吹火，用力不多”顺势而为而已。不然，就要受到客观规律无情的惩罚。“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客观地看问题或事物，看问题或事物的客观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最基本、最初级的要求。

二、全面性要求

所谓全面，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或事物，也就是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或事物，在统一中把握和掌控对立，在对立中寻找和体现统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等都是针对全面性而言的。《孙子》的“经五事”和“校七计”也包含这个意思。与全面相反的就是片面。对此，在其《矛盾论》中早有精彩的论述，不妨直接照抄下来：“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党一方、不了解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住他的话。”先生的论述出自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针对当时战争情况下的和军事斗争需要而作的，距今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了，但无疑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生活仍有巨大的现实价值。我们居家过日子、为人处世、做买卖、干工作，合作还是竞争，管理还是经营，认识还是实践，等等，都需要讲究个全面性。否则，难免就会过多地碰钉子、栽跟头。

全面性也是一种客观性，而且还是更为可靠的客观性，也可以说是客观性的升华和提高，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具体要求。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不要讲一面子道理”，“将心比心”，“逆向思维”等等，其实都是针对全面性而言的。

三、深刻性要求

而所谓深刻，就是不能表面地看问题或事物，而是深入问题或事物的内部，去看问题或事物里面的问题或事物，问题或事物背后隐藏着的问题或事物，不能被其表面上的一些特点、现象所迷惑。粗枝大叶，蜻蜓点水都是不行的。人们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这种说法非常值得商榷。因为这是比较初级的、比较粗放的，也就是比较感性的一种认识，仅仅如此是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市场经济情况下，上当受骗的事例屡见不鲜，想当年伪科学也几成气候。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认这都与轻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关。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唐高宗时期，武则天还不是皇后时生下一个女孩，王皇后因为怜爱并经常逗弄孩子玩。有一次皇后刚走，武则天趁没人将孩子掐死，又盖上被子。不多久高宗来到，武则天假装欢笑，与高宗一起打开被子看孩子，发现已经死了，就又大声哭闹起来。问身边的人怎么回事，身边的人都说:“皇后刚刚来过这里。”高宗勃然大怒，认为就是皇后害死的。皇后刚走孩子就死了这是许多人都看见的，事实上并不是皇后害死的。因此，“眼见”未必就是“实”，“耳听”未必就是“虚”。当然，笔者说客观地看问题或事物是“透过现象抓本质”最基本的要求，但并不是全部的要求。因此，“透过现象抓本质”仅有客观性的要求是不够的。因为客观有外在、内在之分。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本质的必然是客观的，客观的未必就是本质的。我们常说“实事求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实事”是事实，“实事”中包含的“是”更是事实。“实事”是现象，而“是”才是本质。“是”是更深刻的事实。然而，深刻的东西都是肉眼看不见、摸不着。“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凑热闹。”这个“看”，不是用眼睛直接看，而是用脑子去想。

“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深刻性要求，是其客观性要求、全面性要求的继续、丰富和发展。

四、系统性要求

所谓系统，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深刻性要求的继续和进一步具体，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最高要求，这源于物质世界的联系性、物质联系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无限性。问题或事物是无限多样的，又是普遍联系的，同时联系又是有规律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在强调这个意思。“系统科学表明，任何事物（问题）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因此，人们“透过现象抓本质”是一个由浅及深、由粗及细、由外及内、由点及面、由面及体、由个体及整体、由小的整体到大的整体……的缓慢发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的认识过程。正因为如此，才能使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天真幼稚不断成熟起来。因此，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在发言中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事物的本质有相对、绝对之分。相对本质较之绝对本质而言是现象，而绝对本质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本质。绝对本质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最高和最终目的。人们正是通过一层层地对相对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来认识和把握绝对本质，并把人们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引向深入。这正如先生在其《矛盾论》一文中所说：“就人的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的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段话里面的“特殊的本质”就指的是相对本质，而“共同的本质”就指的是绝对本质。而所谓绝对本质，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是关于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或观点的问题。

五、系统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最高要求

为什么说系统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最高要求和目的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探讨事物的绝对本质呢？或者说，为什么说哲学是关于系统化、理论化世界观的学说？或者说，为什么几千年来哲学总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如何这个基本问题而争论不休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呢？等等。这些看似是好多问题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正确解答这个问题，是探寻哲学奥秘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哲学在现实生存生活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的关键，之所以呼吁人们积极学习、探讨和掌握好哲学的全部意义也在于此。

那么，怎样才算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呢？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中国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老话，叫作：“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实质上这句话典型地道破了系统性在实践上，尤其是在认识上的决定性作用，即点出了人们认识和掌握问题与事物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

六、部分离不开整体

人们要想认识和掌握问题与事物的部分的话，必须要先认识和掌握问题与事物的整体，在问题与事物的整体中认识和掌握问题与事物的部分。否则，人们对部分的认识和掌握就不会是真正的彻底的认识和掌握。为什么？因为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隶属于整体，受整体所决定。比如，我们读书或者看文章，我们要想真正认识和掌握其中一个句子或段落，就必须把整本书或者整个文章通篇读完，否则这个句子或段落的真正含义就不可能弄明白。再比如下棋，没有全局在胸，是下不出一盘好起来的。牵一而动百。每走一步，整个棋局就会有一百个变化，假如不能把这一百个变化都计算清楚的话，需要走的这一步是不可能真正走到好处的。下棋，同样多的棋子，同样多的棋力，为什么会有赢家、输家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赢家的每走一步相对于输家的每走一步更有效率而已，也就是说赢家比输家更会认识和把握棋盘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此，我们还要讲一个在“项目管理学”讲演中人们常常举证的富有深刻经济学意义的经典案例。宋朝祥符年间，京都汴梁（今开封）有一座宫殿被焚，皇帝派大臣丁渭主持修复，他制订了一个施工组织方案。考虑到工程需要大量的土，而土源过远，于是就近挖开大路取土，变成一条大沟。又命令挖开汴河与大构相通形成水道，解决了木材等物资运输问题。工程完工后，将残砖断瓦等建筑垃圾填入大沟，恢复大道。一举解决了取土、运输和垃圾处理三个问题，节约银两以亿万计。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对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从军事上、上也讲得非常到位：“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什么叫“一时”？什么叫“一域”呢？“一时”是“万世”中的“一时”，“一域”是“全局”中的“一域”。所以，《韩非子》“小忠不可主法，小知不可谋事”与《管子》“大德不至贤，不可授于国柄”，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思想。 

七、整体也离不开部分

我们说，人们要想认识和掌握部分的话，必须要先认识和掌握整体，在整体中认识和掌握部分。然而，人们要想认识和掌握整体的话，又必须先要从认识和掌握部分开始。因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因此，人们常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点一点地做”，说得也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矛盾的？这也是容易引起人们困惑的地方。事实上本质上，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它是辩证矛盾，但绝对不是形式上的逻辑矛盾，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不是。问题与事物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既对立又统一。这个对立统一包含了两个道理：一个是要求人们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中“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拉车”与“看路”两者要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方能把问题或事情解决处理到好处。否则就很容易“前功尽弃”，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另一个则说明了人们在认识和把握任何问题与事物的过程中都会有反复，不是一次性就可以解决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读书或者看文章，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每读一遍的体会都是不一样的。人们做事情解决处理任何问题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会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呢？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人们会相信甚至迷信经验主义呢？也是这个原因。这也是形式上实践决定认识的客观根据或理论根据所在。当然，我们承认形式上实践决定认识，并不反对内容上认识决定实践，而且还认为两者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上的实践决定认识要由内容上的认识决定实践来决定，内容上的认识决定实践要通过形式上实践决定认识表现出来。此外，这个反复也说明了脑力劳动的艰巨性和繁琐性，其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一点也不亚于体力劳动，但体力劳动是显劳动，而脑力劳动为暗劳动，体力劳动看得见、摸得着，而脑力劳动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体力劳动是外部劳动，而脑力劳动是内部劳动。同时，这个反复也将脑力劳动同一般的“图省事”、偷懒耍滑、投机取巧严格地区分开来，两者之间有着相对质的差别，使两者不能简单地混淆起来。

八、整体与部分都具有无限性

人们要想认识和把握部分，须先认识和把握整体，然而要想认识和把握整体，又须先从认识和把握部分开始。可是整体和部分都具有无限性，人们又怎么能够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和部分呢？的确，整体和部分都具有无限性。人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为什么“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因为这个无限性，因为世界其外无大，其内无小。比如，部分是整体的部分，一个小整体又是一个大整体的部分，一个大整体又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相反也是如此，一个整体可以分为若干的部分，一个大的部分又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部分，一个小的部分还可以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依此类推也是以至于无穷。因此，按照要想认识和把握部分，须先认识和把握整体，而要想认识和把握整体，又须先从认识和把握部分开始的说法，由于整体和部分的无限性，人们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整体和部分的。这也就是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客观根据。我们知道，马列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可知的。

那么，世界到底是不是可知的？我们的观点是，世界是可知的，又是不可知的，但这个可知是相对的，而不可知是绝对的。因为虽然整体和部分都具有无限性，但人们可以通过对整体和部分的相对性（相对本质）认识和把握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和部分的绝对性（绝对本质）。这一点，在实践领域里最为明显，人们对问题与事物的所谓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总是通过具体的部分但是在整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部分的认识和把握来实现的，比如前面已举例过的“善张网者引其咎”的“咎”，再比如“擒贼先擒王”的“王”，“牵一而动百”的“一”，等等。这与战略中的“略”相一致。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中所说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试想，假如不这样，一个具体人的生命顶多能活百来岁，何来“谋万世”呢？物质世界联系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无限性规定了人们认识和把握物质世界问题的开放性、曲折性和前进性。所以说，世界是可知的，又是不可知的，可知是相对的，而不可知是绝对的，人们的认识和把握是永无止境的。

九、人们的认识（把握）运动规律

人们的认识和把握，总是从相对的具体的部分开始，在认识和把握了一定量的相对的具体的部分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部分进行概括和归纳，找出这些部分之间相同的或者说是共性的东西，然后又会用这个相同或共性的东西作为指导，反过头来重新认识和把握这些已经认识和把握过的部分，并对过去的认识和把握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们还会用这个相同或共性的东西作为指导，用来演绎和推断尚未认识和把握但需要继续认识和把握的其它部分，从而尽可能地增强后续认识和把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这个过程包含了人们认识和把握问题与事物的两个特点:深入性和扩张性。其动力就是人的需求，人的内在需求。在人的需求，尤其是人的内在需求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引导下，人们对问题与事物的认识和把握的“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会螺旋式的循环往复地分别向外和向内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即从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到小的部分，然后又会从小的部分到整体到更大的整体，再从更大的整体到整体到小的部分到更小的部分，然后又会从更小的部分到小的部分到部分到整体到更大的整体到更更大的整体，再从更更大的整体到更大的整体到大的整体到整体到部分到小的部分到更小的部分到更更小的部分到还要小的部分……以人为核心不断地呈螺旋状循环往复地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无限发展。或者说，从个别到相相对的一般，再从相相对的一般到个别到个别中的个别，然后又会从个别中的个别到个别到相相对的一般到相对的一般，再从相对的一般到相相对的一般到个别到个别中的个别到个别中的个别的个别，然后再从个别中的个别的个别到个别中的个别到个别到相相对的一般到相对的一般到比较绝对的一般，再从比较绝对的一般反方向地到更为个别的个别，依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概括起来讲，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不断地呈螺旋状地循环往复地朝两个方向发展。但就具体人来说，人们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永远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相对的固定下来，也就说，不断地螺旋式的循环往复达到相当的程度后，人们就会对某个或某方面事物有个相对质的认识，当对若干某个或某方面的事物相对质的认识达到某种程度后，人们就会对整个世界有了一个总的根本的看法或观点，人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形成的。然后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这个来解决处理生存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与事物，这也就是所谓方的问题。人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方形成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修正和丰富，因此，人们的认识运动并非完全停止下来，还会继续前进，但较之以前会缓慢了许多。当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认识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别的人或者后来的具体的人会通过一定的媒介、途径承接这个认识并在别人或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下去，引向无限。

马列哲学以及哲学虽然也指出了人们认识规律的反复的上升性的论述，但缺少了甚至忽视了其深入性以及与扩张性的关系，即全与专的关系的论述。人们认识和把握上的深入性、扩张性特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对立又统一，相反相成。很像是挖沙空，挖得越深，沙空的面积自然就会越大，相反也一样，沙空的面积越大，方能挖得越深。科技发展史足以证明这个道理，我们的机器设备技术越复杂越高级越成熟，使用起来也就越简单越直接越低级。我们读一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书中使用的计量单位要么极大，要么就极小，比如一亿亿亿英里，一万分之一英寸，一百万亿亿亿倍，十万亿亿亿亿亿分之一秒，等等，随处可见。

十、哲学具有基础性和应用性两方面作用

从相对性中归纳、概括绝对性，然后再在绝对性的引导下演绎、推断相对性，如此螺旋式反方向循环往复，不断地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深入和广泛，使我们驾驭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断地提高和进步，哲学的主要意义就在这里。由此再来讨论哲学的作用，尤其是间接性作用，即哲学的实用性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它又可分为基础性作用和应用性作用两种。

为什么说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分为基础性和应用性两种呢？除了外部物质世界的联系性和竞争性之外，原因还在于人的生存生活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人生存生活的系统性，系统的客观性，以及人的本性，人生存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人生存生活的客观内在的目的和意义，要求和规定着人的生存生活在时间上既要致力于当前，又要蓄势于以后，而在空间上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关联。一个具体人的生存生活，不是活一天，不是活一年，不是活十几年，不是活几十年，而是活一辈子。不止如此，一个具体人的生存生活，不是单纯生理上猪一样的一个人的生存生活，而是客观上有联系包括自然联系和社会联系两个方面的生存生活，而是客观上有家庭、有组织、有社会的生存生活，人的生存生活不是具体的一个人活一辈子，也不是一代人的生存生活，而是代代相传、持续不断的生存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存生活，又都是具体的现实物质的生存生活。这是之一。

之二，人的生存生活，是不仅有量的要求而且还有质的要求的生存生活，是不仅有物质需求而且还精神需求的生存生活。这样的生存生活，要求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饭来张口、依来伸手的本能的被动的低级的苟延残喘的生存生活，而是还要需要通过主观的能动的高级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新的更为美妙的生存生活。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人的生存与生活。这样的生存生活，要求生存生活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环境下的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人，不仅被动地做事，还要主动地做事，不仅要主动地做小事、做简单的事、做低级的事，而且还要做大事、做复杂的事、做高级的事，不仅要做事，而且还要做到好处、做到妙处，等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做事，做联系着的事，做联系着事的联系，不仅有大小、简单复杂、低级高级之分，还有被动、主动之别。因而，也就要求人们既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还要具备筹划事情的能力。筹划事情的能力就是哲学的具体应用，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即应变能力，即所谓敏锐性的问题，又是具体人的哲学素养的一个综合体现，表面上看来距离哲学很远，实质上还是需要哲学作为基础的。试想，“商场如战场”，在竞争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激烈、急剧变革发展时代下，“大兵都压境了”，“敌人都打到阵地上来了”，你还在那里“谋万世谋一时、谋全局谋一域”的，等人家都把你“灭”了你都还谋不清楚，那你还在谋得什么劲？然而现实上客观上又要求你不得不谋，因为这是涉及未来命运，甚至涉及生死的紧要关头，那么，怎么办？其实，这就要看你平时的积累了。积累的基础丰厚，处置得当，就有可能化险为夷、转难为安。否则，处置不得当，甚至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听天由命，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哲学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哲学间接性作用的间接性，或者说是工具的工具、手段的手段，而应用性作用就是哲学间接性作用的直接性，或者说是工具的目的、手段的目的，两者在绝对意义上是一回事，在相对意义上又是两回事，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就其相对性而言，其基础性作用决定其应用性作用，手段决定目的，但又必须通过应用性表现出来，目的反映手段。说得好，“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因此，哲学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假、大、空”言之无物的道德说教，真正的哲学既是综合的、抽象的，同时又必须是现实的、物质的和具体的。只不过从整体上就哲学与其它具体科学的关系而言，哲学是根，是本，其它则是枝，是末，其它科学是哲学的具体应用而已。科学史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先从哲学开始的，后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少具体学科才逐渐地从哲学中了出来。虽然任何科学都有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问题，但从整体而言哲学更侧重于从个别到一般，而其它具体科学更侧重于从一般到个别。1955年1月15日，亲自主持党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他讲到核原理时，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却从容的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科学实验果然证实了的预见。人们为什么会有敏锐力？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敏锐力呢？原因就在于敏锐力是哲学素养的综合体现，有不同的哲学素养就会有不同的综合表现。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往往还是数学家、化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最为典型的是亚里士多德，其科学著作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了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学、教育学、修辞学，等等，等等，总之是古希腊人已知的各门学科。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哲学发展的结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除了亚里士多德外，最早期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到伽利略、牛顿、笛卡儿，等等，等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涉及自然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心理学、学、法律学、天文、地理、生物和医学等众多方面，据传共有52种之多，但大多已经失传或散落了。不过，和恩格斯仍认为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据说研究牛顿的学者发现，牛顿有关哲学方面的底稿有1300多万字，远远多于其自然科学方面的800多万字的底稿。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总感觉在学校里学到知识没有什么用处，真的没有用吗？不是的，只不过这些知识大多起到的是基础性作用，而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并未深刻地体会到而已。

十一、结论

李嘉诚说：“愚昧是世上最大的敌人”。哲学反对主观、浮浅、狭隘和零碎，一句话，就是反对愚昧糊涂。为什么要客观、全面、深刻、系统地认识和解决问题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的联系性和矛盾性或者说是竞争性。其中，系统性是其最高的要求。有人说哲学家就是用常人都不懂的词汇来讲常人都懂的道理。这个说法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些所谓的哲学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另一个就是持此观点的人对哲学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把握。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人喜欢把“不按牌理出牌”奉若神明，简单地认为不按规则办事就能赢。其实，这是非常糊涂的。为什么？因为“不按牌理出牌”、不按规则办事、不遵循办这个事的客观规律，往往大多是不可能成为赢家的，是不可能办成事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不按牌理出牌”为什么会赢呢？之所以会赢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运气，所谓“歪打正着”，碰巧了而已，但这并不具备范例效应；另一种则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按牌理出牌”，实质上恰恰相反，而是对“牌理”彻底理解透了，达到了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超出了一般人、多数人的想象了，给人以出其不意感觉的缘故，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而已。所以《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空城计”为什么只有诸葛孔明来唱呢？因为看似同样的问题，诸葛孔明理解得要比我们会更加深刻，因此做起事来会更加有的放矢。再来拿下棋作比方，什么叫大师？什么叫高手？象走方，马走斜，炮是隔山打等等，大家好像人人都明白，其实大师、高手对此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他们理解的就是比我们的理解深刻得多、系统得多，不服不行，所以下棋起来就会有输有赢。有很多人自认为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而洋洋自得，批评起别人来总是振振有辞，很以为是。其实，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并不难，然而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和系统地明白一个道理是最难的。因为要想真正地明白一个道理，就得把与之相联系的若干道理，甚至成千上万个道理都要弄明白了才行。否则，就是假明白，而不是真明白。就好像学语文，能认识好多的字、好多的词，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而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字、词通过一定的形式联系起来，充分反映出某种更加新颖的东西来，那就值钱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试论奇数与偶数数学及哲学内涵的对立性和同一性_其他哲学论文 第十篇

文摘：奇数与偶数既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所以说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为什么1+1=2？是一个既属于哲学范畴又属于数学范畴的综合矛盾，自然辩证法（哲学）与数学都无法回避的综合矛盾，…，为什么1+1=2？，我们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刻：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2是首要数学首要公理，…。

关键词：1奇数 ， 2偶数， 3对立性， 4 同一性 ， 5哲理整小数， 6 哲理整性质，7对立统一，8派生子集合， 9为什么1+1=2？等等

1、奇数与偶数的对立性和同一性（理性地认识奇数与偶数这对拥有哲学和数学意义的矛盾）：

如果从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数学角度出发去认识奇数与偶数这一对矛盾，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只谈了差异、排斥与对立的一面，换言之，仅仅涉及到了奇数与偶数（矛盾）的对立性，没有涉及到奇数与偶数（矛盾）的同一性与差异中的共性，很显然是非完整的理性认识、带有片面性，…，如果奇数与偶数是一对带有数学意义的哲学矛盾，则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仅具有对立性与不同性、而且还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中的共性，如果存在着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必须探索寻求科学依据，不能凭空而论，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和辩证数值逻辑共同发现：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派生子集合，即小数0.5，1.5，2.5，3.5，4.5，5.5，6.5，……，…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不要被它小数性质的现象、假象所迷惑），因而从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差别、产生分化出来、占据整数的位置（即派生子集合），充当“整数”，体现其哲理整性质，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科学依据，为奇数与偶数这一对哲学矛盾提供同一性的科学依据，因此，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为怎样正确回答为什么1+1=2？这一数学真理开辟了前进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所以，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不仅存在着对立性，尤其存在着共性与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换言之，奇数与偶数存在着同一性、存在着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奇数与偶数不仅是拥有数学意义的矛盾，更是一对拥有哲学内涵的矛盾，那么当然需要辩证认识与辩证推理，当然更需要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的指导与哲学专家的鼎力支持，…。WWW.meiword.cOm

2、哲理整小数及其哲理整性质：

我们将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以及它们的哲理整性质统称为哲理整小数，…。

何为哲理整性质？：即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比哲理整小数的绝对值更零散，换言之，哲理整小数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这一相比较而言而得到的“整装”性质与整数的整装性质构成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我们将这一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称之为哲理整性质，尽管二者是相对而言的，然而亦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了客观上的科学依据，这是自然辩证法的重大发现和自然辩证法的重大胜利！这是世界观的认识问题，很显然，哲理整小数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哲理整性质、其二是普通小数的性质，惟独哲理整小数拥有哲理整性质，其他普通小数并不具备哲理整性质，特此说明，…。

3、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

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它揭示着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为奇数与偶数提供同一性，为奇数能被2 哲理整除、为数学真理为什么1+1=2？提供科学依据，奇数与偶数是一对既属于哲学范畴又属于数学范畴的综合矛盾，整数与哲理整小数为偶数能被2整除、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完整科学依据，单纯的数学角度去认识似乎无确理解与接受，相反相成，老子先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即相反的事物拥有同一性，奇数与偶数这对哲学矛盾也不例外，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主要是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为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提供科学依据，即为奇数与偶数提供了哲学意义的同一性，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为完整数学真理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的重大胜利！

4、哲理整小数拥有哲理整性质的科学依据和其来源：

很显然，哲理整小数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哲理整性质、其二是普通小数的性质，分数有分数单位，1/2是最大的分数单位，那么则0.5是最大的小数单位，最大的小数单位“0.5”以及辩证数值逻辑中派生子集合为哲理整小数具有哲理整性质提供科学依据，因而，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如果将其极端绝对化了排斥掉了奇数与偶数二者的同一性，即如果排斥掉了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的性质，就要阻碍完整数学真理向前发展与突破，导致不可思议，千百年来数学基础数值逻辑自身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没有回答为什么1+1=2？，这是因为奇数不能被2整除，理论上无法直接承认、接受2是数学公理；这也是算术（经典数论）的一大遗憾，尽管高深的数理逻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与作用，由于它不能完全彻底取代数值逻辑的巨大意义与作用，因此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只把完整的数学真理认识了一半（仅仅涉及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另一半，即同一性，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亦很重要与必要，…。

5、奇数与偶数存在着对立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以及蕴含着深刻哲学意义的数学真理为什么1+1=2？：

本文将奇数与偶数这一对具有数学内涵下的哲学矛盾简单的归纳为：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奇数与偶数不仅存在着对立性，而且还存在着共性和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就是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就是指二者差异、排斥与对立性)，因此说，奇数与偶数（整数与哲理整小数）二者存在着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揭示着2是数学公理系统的首要公理，自然辩证法、数学二位一体，辩证统一，这是世界观的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为什么1+1=2？我们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刻：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拥有对立性与同一性，2是数学首要公理，是啊！它真的既简单又深刻，它简单的表面上看似是小学生的基本知识，但它深刻地不可思议、不可理喻、难以理解与接受，世上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数学真理为什么1+1=2？出笼？是它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还是我们地球人类没有对它形成理性认识？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性地回答，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参考文献：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2、《哲学名词解释》，出版社出版。

3、《古今数学思想》（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原作者：（美国）m.克莱因 著

4、《普通逻辑原理》，主编：吴家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5、《数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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