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谁

竹林七贤是谁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公元241～249年以来，魏齐王曹芳在位。此时，曹氏宗室势力日微，大权渐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氏为了巩固、扩大自我的势力，一面大肆诛戮曹氏王室，一面屠杀倾向曹氏集团的文人，造成了极端恐怖、黑暗的政治局面。曹芳当时的年号为“正始”，正始作家就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其中以阮籍、嵇康的成就为最高。

　　阮籍（公元210～260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因为当过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阮籍崇尚老庄哲学，蔑弃礼教，行为佯狂放诞，对当时的现实极为不满。他曾用沉醉六十日的方法逃避司马昭的联姻要求，以酣醉对付司马师兄弟所宠信的钟会对他的陷害。他平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最后保全了自我，幸免于难。他留下来的作品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诗的资料主要是写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忧生的嗟叹，多用比兴，托意深远。对虚伪的礼教表示了极大的厌恶，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也有所揭露。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国轾(今安徽宿县西)人。少孤，有奇才，美词气。与魏宗室联姻，拜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他与阮籍一样，崇尚老庄哲学，蔑弃礼教。但是，嵇康性情刚直，锋芒外露，公开发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直接与司马氏集团对抗，最后被司马昭以“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害。他主要的文学成就是散文，鲁迅辑有《嵇康集》，较为完善。

　　山涛（公元205～283年）也是河南人，字巨源。在崇尚老庄哲学方面，与阮、嵇同道。他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见到懿与曹爽争权，就隐居不问世事，司马师继位时才出仕做官。做官后，又欲拉嵇康出仕，嵇康就跟他绝了交往。

　　向秀（约公元227～272年）也是河南人，字子期。曾为《庄子》作注，未成而卒。他的《思旧赋》情辞沉痛，很有名。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大小阮”。善弹琵琶。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也是一个不拘旧礼法的文人。

　　王戎（公元234～305年）是山东人，字溶冲。善清谈，但极悭吝。他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常自执牙筹，昼夜计算。当时人都讥讽他。

　　刘伶与嵇康都是安徽人，字伯伦。晋武帝时答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他好饮酒，作《酒德颂》，对礼法表示蔑视。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客来见他，他不穿衣服。人家责问他。他答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怪诞行为，可见一斑。直到这天，名酒还有以刘伶命名的。

　　阅读精选（2）：

　　七贤简介

　　嵇康

　　嵇康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一样，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搞笑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向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一样”的佳话。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一样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构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以前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之后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之后，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遂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十分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理解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向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这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透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透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但是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我心中那种完美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能够“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持续自我心灵的自由完美，畅然物外，其亦乐哉。但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取了彻底放纵自我，选取了逃避。他常常自我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但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山涛第二次入仕与婚姻有关，他的堂姑奶奶山夫人的女儿张春华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之后被追封为晋宣穆皇后。他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他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超多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我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向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用心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用心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之后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一样，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务必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我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但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但是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我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我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之后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我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但是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之后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能够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後，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构成和变化都是「自我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此刻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我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我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我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能够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我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此刻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能够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理解，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一样，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後，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後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持续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後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最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能够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最后把拳头放了下来。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必须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但是靠我自我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务必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

　　，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能够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此刻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我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我的家，以为一万年但是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我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洩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理解，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不仅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构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一样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一样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我私恋的一个鲜卑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好处。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甕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一样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一样之处。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用心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证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但是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闇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期望他能够发现自我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应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由此可发现，『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麼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那件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乃晋朝时阮咸所作器也，于是命令属下，改用木头照著这个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我专用名称-----『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阮咸作品选】１．律议勗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知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金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勗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注：勗所造声高：中书监荀勗校太乐，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调，则得高音。

　　胡婢遂生胡儿。注：此是阮咸致姑书中的一句话，原文无专集可查，只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又：《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尽咸宁中，始登王途。而在＜阮孚别传＞中又有记载：咸与姑书後，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能够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搞笑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一样。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

　　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在这一篇文章中，能够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但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能够扫你们的兴呢？能够明白阮籍、嵇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能够明白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能够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入世入仕】１、宦海生涯，与世浮沉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使嵇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理解他的举荐而为官，从那里，我们能够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２、由出仕看王戎对于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于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能够说是耳濡目染，就应也能够说是理解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能够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百善孝为先】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篇】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能够明白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能够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必须贴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但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能够明白，的确是悲伤的过度。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于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我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能够明白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我的情感，不畏世俗的眼光。

　　【俭吝】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後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能够明白王戎极端的吝啬。

　　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于贾后想要专权，以致于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持续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于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後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竹林七贤

　　司马昭和竹林七贤：司马昭是仁义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对崇尚自然，反对礼法的竹林七贤是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嵇康与皇家是疏远的，皇帝公车征召过羊祜等人，却没有征召过嵇康，甚至连他生活饥寒要靠打铁补给也没有赈济，比不上司马昭还接济了贫寒的山涛二十万钱。结果山涛被司马师称赞为吕望重用，嵇康始终是闲职。最终却是他的好友山涛要把自我的职务吏部郎让给他，这是同党的推荐，嵇康谢绝了好友的让职，却没有与山涛绝交，嵇康把山涛比作大禹、孔子，没有讽刺他，遇害时把儿子嵇绍托孤山涛。其兄嵇喜是司马昭亲信，写过传记纪念嵇康，整理嵇康遗作。司马昭是不会杀害嵇康的，因为他辅政不会直接审理风化案件。

　　与嵇康相比阮籍更是司马氏的亲信，任职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幕府，好酒的缺点连嵇康都批评，崇尚刑法的钟会多次用时事相问要治罪他，礼法者视之为仇敌，结果因为司马昭的保护获免，司马氏集团对他最反感的何曾也仅是要把他外派边疆，比起仇视他、要害他的刑法之人仁慈些。阮籍求任东平，旬日弃职而归的行为，司马昭不仅仅不治罪，依然重用，可见对他的器重。他的侄儿阮咸也是七贤之一，任职散骑侍郎，子阮孚在东晋任侍中等职。山涛是张皇后的亲戚，出身寒微，也是才能出众，有远见卓识。他加入司马氏集团成为核心成员，他尽管任职依然贫寒，与嵇康等做竹林之游，司马师赠送衣物，司马昭赠送财物。

　　山涛在晋朝任职司徒，也是杰出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中散骑常侍阮籍、中散大夫嵇康任职最早，山涛在司马师执政时出仕。当时年轻的王戎、阮咸和向秀、刘伶没有任职，向秀是在嵇康被害后，做本郡计吏到洛阳。司马昭去问候他，说你有隐士的志向，为何到那里，回答说巢许洁身自好，没有理解尧的心意。司马昭大悦，立即任命他职务。向秀为本郡做事，仅仅是低微的郡吏身份，没资格见司马昭，出差到洛阳。身为执政大将军的司马昭能亲自去问候他，也体现了司马昭对竹林七贤的倾慕。向秀身为中间派的逍遥人士，在嵇康被杀，自身也受到刑法礼教者的威胁下，最终站到司马氏集团中。向秀并非像他传记中说是容迹无职的闲差，他先后担任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也参与政治派系，与任恺、张华、温颙、庾纯等是同党。

　　王戎出身名门，年仅十五岁就参与了竹林七贤的社会活动，经过二十年后，在社会很有声望，钟会伐蜀时向他问计，回答说要为而不恃。不久也理解司马昭的征辟任相国掾，加入司马氏集团，官至司徒。刘伶以好酒出名，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晋武帝反对酗酒，杨宗、阮咸都因酗酒失职，对刘伶也没任用。刘伶虽然没有任高官，最后也以寿终。司马昭对竹林七贤是爱护的，执行他们反对刑法礼教的政治理想，司马昭是受尊敬的历史人物，不仅仅羊祜、凿齿等赞扬他，连毌丘俭都尊敬他，裴松之辩驳了嵇康被司马昭误杀的错误观点。

　　竹林七贤的故事

　　魏晋时期，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许多残酷不人道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也因此有许多魏晋的名士像孔融、祢衡、杨修、何晏都是被害死的。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许多士人都认为无法匡时济世，对时事往往是讳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下及，只有诈聋扮哑、寄情酒色、相聚谈玄还能够避灾祸。于是，一般借助于清谈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隐之风盛行开来。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对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对自身生命的优虑，共结为“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

　　1、阮籍

　　阮籍邻家少妇有些美色，他便经常与王戎前去买酒痛饮，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边。

　　还有一次，听说有一颇具才色之女，未嫁而死，阮籍虽不认识这个女子的父亲或者兄弟，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司马氏朝中为官的礼法之士，他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给了稽喜一个大白眼；之后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立刻由白眼转为青眼。

　　2、嵇康

　　嵇康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对于司马氏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后山涛（山巨源）从司马朝中任职，遂做《与山巨源绝交书》。后遭陷害，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向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一样”的佳话。

　　3、山涛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但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於世，只但是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之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一样，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4、刘伶醉酒

　　刘伶在屋子里面光着身子纵情饮酒，人进屋找他，见来人讥讽他此种窘态，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子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5、阮咸

　　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戏，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我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6、向秀

　　向秀虽为竹林七贤之一，却没有阮籍、嵇康、刘伶等耽溺饮酒和放任的行为，他与其他六贤在气质上有着相当的不一样。与嵇康、吕安较为亲近。当嵇康隐居以锻铁自给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就是向秀。向秀曾与吕安同在山阳（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地方灌园以自给。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7、神童王戎

　　王戎七岁，以前同一群小朋友出去玩耍，看到路边有结满了李子的果树，很多小朋友争着摘取，只有王戎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摘，他说：果树长在路边而李子甚多，必须是苦涩的果子。

　　典源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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