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篇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篇
【读后感】导语，大家所阅览的此篇文章有16152文字共五篇，由赵成天细致修订上传！《十五年》是连载在17k小说网的综合其它类小说，作者是麻雀LV1。要是你对这篇文章想说点什么，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一篇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均匀程度，于是呈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又远低于世界程度，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能够“助纣为虐”，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免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适宜），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窘境。
依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常常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扫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几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均匀程度的薪水，有一定理想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简直完整一体，父母逝世，上级送来的不是抚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年的超凡不带薪假期“丁忧”，由于“求贤臣于孝子之门”。如今社会曾经进步很多，即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才能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期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犯了人的正常需求，培养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乖僻的人，这种乖僻也持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局部。比方最常见也能力的“不道德”行为——扯谎。“吹嘘扯谎是道义上的沦亡，它势必引向上的沦亡。”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在性丑闻事情中的谎话，险些招致其被下台。公民能够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能够选择不答复，但也不能说谎。由于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触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真实太多了。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二篇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20xx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化和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二.这本书开拓了我的治学思路。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治学的一句话说：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
当时以为不过是认识再认识的往复过程，后来慢慢明白，这也可以用来表述综合两个过程的联用。，注重微观，讲究精细;综合，力求宏观，重在通达。比如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今文重在达意，不求训诂;古文侧于小学，力求一字一句的准确。由薄到厚不易，但从厚中全身而退由厚到薄更不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辛格的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沙》，里面的那个老哲学家菲谢尔德博士，对斯宾诺沙的《论理学》研究的不可谓不精，从其中的每一句话里面都能发现内含的深意，而这又是随便哪一个斯宾诺沙的研究者所不曾探索过的。为此他写下了几抽屉的笔记和草稿，可是他的大作似乎没有完成的一天。他的成就，不过就是发现哲学杂志上那些教授的概念的模糊和对斯宾诺沙引文的错误。这种“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研究只能使他越埋越深，更难抽身。研究历史，故纸堆更高更深，盯着细微，也许更易迷失。乾嘉之学，本来是因为迫于统治者的高压，不敢在历史研究中加入现实关怀，只好可以埋首故纸堆，消磨因为参透历史而炼就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后世人却往往不察，在前人无奈的岔路上愈走愈远，甚而迷失。后人津津于考据之学的不在少数。胡适热衷考证，从《西游记》到《红楼梦》，后来又提倡“整理国故”。陈寅恪学贯中西，见识广博，但仍不免“治学囿于咸丰同治年间，而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钱钟书的学问渊博精深，《管锥编》煌煌巨著，却又被人讥为乾嘉之学加西学的现代版。
具体到历史研究。其实中国的历史研究向来史才史识史德并重。其中，史才就是观察和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史识就是见识高深，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能见每一事的隐微处。能够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启示当今，预测未来。但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又有这种传统：善于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这种研究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往往着眼小处的专史考证多，而像汤因比“大历史观”远瞩考察的少。这也造成历史研究者史才俱备，但史识欠缺。所以吕思勉先生屡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而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自吉本始，到斯特夫里诺斯、汤因比、费正清、李约瑟等人，都惯于从大处居高临下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三.关于稳定问题和体制改革。
关于稳定的政策我们听到看到的应该不少，因为时政书上与党和国家的大小会议上经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必需确保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这种避免变动太大太快而出现动荡，为保证持续发展而牺牲一定速度的稳定政策当然有它的苦衷所在，但是是不是总是对症，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把稳定放在首位就很值得商榷了。《谁与争锋》里面的大师兄时时刻刻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但最终还是要在为安全而逃避和忍无可忍中作出惨烈的选择。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于体制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主义经济学上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体制。我们在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明朝和新中国经济人事制度的比较?
朱洪武虽然学识不高，但毕竟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他及其谋士刘基、朱升、宋濂、叶深、章溢、李善长等构筑的明朝经济框架，大体也不脱前朝窠臼。新中国的构建，虽然有了不同以往指导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借鉴，但是由于一直浸淫于传统文化，熟知二十四史，又一直提倡“具体情况具体”、“要适应中国国情”，所以构建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以前各朝代经济结构的影响。
比如说吏治问题。朱元璋起身穷苦人家，看惯了酷吏横抢掠夺压榨百姓。这种印象一直左右着他，所以他对自己帝国下的官吏薄、狠且不信任。又加上明朝承袭了宋以来的冗官制度，官吏设置名目繁多。由于这样老朱对待官吏的刻薄和官吏之多，明朝的官吏俸饷甚低。比如，明朝一个县官月俸五石米，其中一石实发，其余的发钱，发钱的部分一半是银子，两石米官价只合一两银子，另两石是纸币。这种低薪，甚至还不足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准。那么，在这么低的薪水下，对那些握有特权，受着种种诱惑，又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官吏，用什么手段来杜绝贪污呢?靠的就是道德约束和峻刑。
因为自汉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直是道德，是儒家伦理礼仪。儒家经典里充斥着“君子谋道不谋食”、“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鄙夷物质的标语。儒家经典是文官集团立身处世的标准。在这种浸淫和鞭策下，文官集团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与此相类似，所谓的新中国，其精神支柱是主义。为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同样要求他们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新中国的干部们同样用精神力量补助这体制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精神约束力的急速削弱和诱惑力的增加，这个问题日益凸现。由于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认识不足，所以其后补救式提倡“以德治国”、“讲学习，讲正气，讲作风”来增强精神约束力，然而收效甚微。
再比如均衡问题。明朝采取严格的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因此传统决不愿大力发展商业资本，使个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危及朝廷。与此相对应，新中国创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在均衡问题上费了很多脑筋。
为此专门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加以论述。还在局委员人事安排上考虑“三三制”的均衡问题，什么革命老同志占三分之一，中青年干部占三分之一，地方干部占三分之一等等。经济政策上，领导人也考虑均衡问题，并没有一味的学习苏联模式，狠命发展重工业，而是较均衡的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再比如对土地的重视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这些相同不同的比较或许可以看出新中国体制对传统的借鉴，看出传统对新中国的影响。另外由于在党和国家地位的显赫，其个人影响也成为新中国构建之初的重要因素，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经济制度与影响主创下的新中国制度相比较，也可能会析出一些特别的脉络来。囿于个人的见识短浅，只是罗列了几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胡思乱想。猜测本就穿凿，事例又没有经过校验。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三篇
从没想过历史可以这样写。习惯了编年体的我们认为历史只有那么一种固定写法，突然面对这样以点带面，用某一年事件点破朝代命运的写法时，开始竟然会不习惯。粗线条描述历史并不难，能从小事着手讲述历史并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论点则属难得。每次看到章节后面长长的参考书目时不禁让我在叹服黄仁宇先生旁征博引的伟大之时又对他严谨刻苦的钻研精神多了几分崇敬之情。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作风，增强效率，防止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贪污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是黄宇仁先生“大历史观”的发轫之作。这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但可读性极佳，随处散发着神秘而温和的气息，恰如书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们。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评论：《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伤感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
归纳《万历十五年》，黄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读书重在思考，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当然，这个结论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深处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而只是后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作为旁观者能获取一个大致的认识，当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不过，这也正是历史的意义，它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确，但起码能帮助我们更主动的思考，预见很多即将来临的危机。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风波、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的低能，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思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读书笔记www.duhougan.com)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四篇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五篇
伟人和家，谁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为谁?张居正太善良，太残忍;太聪明，太愚蠢。张居正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识到改革必须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毁原本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他剑指文官作风，甚至过于严厉。他想要富国强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钻营，权倾朝野，是因为不做一个杀伐决断的首辅，改革必然受到阻碍。即便在这过程中他谋取私利，那么试问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想要敛财何须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须大动干戈推行新政?太残忍，想要根除陈腐做派必然会在当时造成损伤。太聪明，出身贫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辅的位置，又是怎样的深谋远虑能找到国家运行的软肋?太愚蠢，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却落得了满朝文武的批评，死后甚至成为了攻击的符号。
所谓错误，“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从来都没有错，只是成为一个伟人和得到善终，中间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申时行，大智慧的典范。申时行是处理人际的高手，“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时行是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个世界需要伟人竭心尽力将光明带到人们眼前，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背后。申时行是太极高手，懂得怎样协调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关系，保证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有序。更令人惊叹的是，做完了这一切，他能够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家和伟人之间，仍然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然而，世间没有张居正，那么时代永远不会进步;世间没有申时行，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为人若如张居正，无愧于心，却不得善终;为人若如申时行，左右逢源，却无所作为。
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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