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 _经济学论文十篇
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 _经济学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您眼前所阅读的此篇文章共有27433文字，由冯中利仔细厘正，上传于★美文档meiword.com！国债（national debt; government loan），又称国家公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 _经济学论文十篇倘若你对这类文章有更多的感触，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 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安排 制度基础 政策效应 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安排，宏观调控是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xx)；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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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摘 要
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例如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由于某些原因，改革的次序会被颠倒，并导致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 et al. 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 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1．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危机（奥尔森，1982）。
2．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中国财政改革中几个全局性问题的思考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一、如何评价财政在经济体制
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评价1978年以来财政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确定适当的角度和标准，如在转轨进程中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不同阶段财政实际发挥的作用与政策预期目标的关系如何，财政改革与运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枢纽，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运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起着保障作用。因此，就经济转轨过程而言，财政的职责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何实现财政自身从主导经济运行到调控经济运行的转变，如何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如何确保这一过程中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政体制演进与财政政策取向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运行绩效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其核心内容体现为财政始终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作为推动经济转轨、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不断根据体制演进和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创新；二是本身作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时进行改革，保持与整个体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运转效率。由于整个制度处于非平衡演进中，这两项任务兼顾和完成的情况也就成为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角度与标准。
此外，由于渐进转轨中的阶段性和财政体制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的差异，一个时期财政运行的评价始终只能相对于特定的体制演进阶段来做出。因此在探讨财政绩效之前，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转轨进程作必要的时段划分，并将不同阶段的预期政策目标与该阶段的财政实际运行效果对应起来，建立评价的时空概念。
以生活事件为标志，我们可以从总体上选取三个变革点而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一个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起点；一个是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此后不久实际经济运行告别短缺作为中国经济转轨总进程中发生部分质变的转折点；一个是以党的确立的20xx年为计划→市场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终点。由三个标志点所决定，1978——1992年属于转轨的前期，其转轨进程是从改革发动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1992——20xx年属于转轨中后期，其转轨进程是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生活实现全面小康。根据这样的划分，1978年以来的中国财政体制变动线索可以3个标志性事件来贯穿：一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搞活经济政策目标引出的延续较长一个时期的财政“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的体制与政策；二是1994年与地方之间以划分税种为基础而确立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税收体制框架；三是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尖锐矛盾而迅速、连续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公共财政取向的改革。这三个事件中，前一个事件与转轨前期相对应，后两个事件则与转轨中后期的特定阶段相对应，并由此构成了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与政策总体上表现为通过财政体制的调整与退让，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释放旧体制活力、酝酿新机制的形成。这一阶段延续15年，是时间最长、体制变动最频繁的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渐进的制度激励效果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内活力的释放。通过体制退让打破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分配格局，放权让利扩大了地方配置资源的权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隶属关系内开展创新的积极性，实质是通过条块关系的变化释放出了旧体制内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励的强化形成了“诸侯”争先的发展冲动。二是体制外活力的培育。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调整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逐渐形成了传统体制边界上的另一套微观经济运行系统和以金融为主的社会资金积累模式，体制退让实质孕育了新机制的活力。三是为转轨路径的优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财政以供给、需求双向补贴的方式吸纳、抵消了大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保证了价格机制改革、商品交换关系建立，实现了平稳过渡。正是财政的放权让利取向使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选择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顾中，关于这一阶段财政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的日益积弱和数度面临收支危机还常常成为备受指责的理由。事实上，从经济转轨全局而言，财政一直居于启动和支撑改革的枢纽地位，财政体制的连续退让、补贴的增长、借款的增长都有着服从于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和服从于改革路径的被动适应性。对于这一阶段财政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笔者曾将其评价为转轨前期机制创新的核心内容，并用其创造性地突破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原理来解释其全局意义（吕炜，20xx）。即中国经济的启动采取了“财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策略，以此来垫高低收入形成的发展“瓶颈”，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策略启动和支撑该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致金融地位凸显，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投资的转化。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革，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环节的必然修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得以建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方式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财政的“开闸放水”不仅是一个逐步削弱自身财力、增强激励的过程，更深刻的意义是削弱传统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过程。正是财政体制在退让中使传统体制失去了封闭运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获得持续的支撑。
2.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在财政改革史上具有转折点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当时直接的动因是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是应急的、被动的调整，但实际上是具有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的。这一变革是在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整个经济制度的质的演进意味着市场与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单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适应下一阶段的要求，公共支出责任的增强需要一个全新的财政体制框架来承载。就经济运行而言，市场与关系调整的核心是配置资源权限的划分，即重新界定的事权，并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这是整个经济体制变迁作用于财政体制的更为深刻的内涵。
这样的判断可以从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前后的财政、经济状况来印证。改革前的困境就财政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来看，过渡性的财政体制设计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演进中的经济运行要求。突出的一点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的利益分权模式越来越助长地区经济封锁和市场分割，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自身财源，着力在当地发展税高利大的企业，强化了地方与企业的关系，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各地为了当地财源按行政隶属范围设置的保护性措施，形成了“块块”之间的封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与此同时，以财政退让政策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就财政自身运行来看，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财政运行得不到宏观体制的保障，状况不断恶化。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多种规则并行的矛盾导致财政体制的分割局面，形成传统职能、过渡性职能、新职能的并行与冲突，并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的分割与下降。这种体制性分割在总体按隶属关系确定的“分灶吃饭”体制下，又与地区利益导致的地区性收入分割交织在一起，使全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连续下滑。到1988年被迫实行多种形式的包干办法时，财政基本放弃了调控的权力和财力，只求保证日常运转的开支需要（吕炜，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财政运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1994——20xx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种情况表明财政运行得到了适宜的体制保障。二是新体制总体上适应和支撑了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体制、财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表明新的财政体制基本可以满足目前阶段市场体制下的政策调控需要。关于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详细讨论。
3.1998年以后的政
论补充医疗保险的经营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最近两三年，市市场份额最大的几家保险公司所承保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的赔付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各保险公司经营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的“重灾区”。市补充医疗保险市场的现状集中表现出国内经营补充医疗保险不利的外部因素，也反映保险公司自身经营补充医疗保险业务诸多不足，成为研究补充医疗保险经营的一个很好的案例。笔者通过对市补充医疗保险经营现状进行调研，并深入研究，希望从中能得出一些经验教训，并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同仁对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的关注和思考。
市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状况
20xx年，市颁布了《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市第68号令），标志着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正式实施，并允许各单位将缴费基数的4%列入成本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回顾市补充医疗保险经营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xx年，市场拓荒阶段
市颁布了《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为补充医疗保险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各大保险公司面临这一新市场，怦然心动，迅速介入该市场。同时，由于《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刚颁布，各单位对补充医疗保险了解不多，通过社保局和保险公司的大力宣传，少数效益好的单位开始投保补充医疗保险，各家保险公司在20xx年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经营效益一般都较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20xx年开始开办此业务，各保险公司主要与市各城区社保局进行合作，对客户的争取主要是通过城区社保局完成，而较少直接争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价格战。
2、在这一阶段，由于大客户决策时间较长，承保较少，承保客户多以中小客户为主，承保价格较高。
3、由于从以前的公费医疗体制向社会化管理的方向改革，某些人员出于对未来政策的不明朗而产生囤积药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20xx年补充医疗保险赔付率。
4、由于医疗保险在起步阶段有一段“朦胧期”。在这一阶段，被保险人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普遍对补充医疗保险缺乏了解，因此可能出现“患病不就医”、不正当就医行为较少，甚至“就医而不申请理赔”的现象，表面上赔付率低，但此时赔付率是“虚低”。
5，由于理赔滞后，市基本医疗保险从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保险年度和会计年度吻合，大量未决赔款发生在第二年度，导致保险公司在20xx年终结算时，账面赔付率较低。
第二阶段：20xx年-20xx年，抢占市场阶段
各保险公司被20xx年补充医疗保险良好发展势头所麻痹，大力抢占市场，在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各大保险公司由于20xx年经营状况良好（并未意识到赔付率“虚低”和人量的未决赔款），纷纷加大对补充医疗保险市场的开拓，市场竞争明显激烈。20xx年各公司承保方案保障范围较小，一般只承保起付线以上责任。但到了20xx年和20xx年，承保方案保障范围扩大，特别是增加了小额门诊部分的责任，使风险大大增加。
2、一些大企业逐渐加入补充保险。大企业由于自身人数多，公司每年医疗费支出较为稳定，其投保补充医疗保险时多采取竟标形式且对以往医疗费用情况较为了解，而保险公司一方面麻痹于自己的“成功经验”，一方面迫于竞争的需要“血拼价格”，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各大保险公司皆有亏损数百万元的大客户。
3、各大公司由于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经验不足，定价欠科学，特别是平均年龄较大的群体，定价明显偏低，造成较大的亏损。
4、由于补充医疗保险大面积开展，被保险人对保险责任和理赔流程逐渐熟悉，出现厂集中就医和不止当行为增多的现象。
5、各大公司为了抢夺市场，纷纷对补充医疗保险有利的费用政策，侧重于对、IL务量的考核，而对赔付率考核较少。各公司为了完成任务指标低价承保，结果是保费越多，亏损越大，完成任务却巨额亏损。
第三阶段：从20xx年开始，总体回归理性阶段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实践，经营补充医疗保险多年业务的公司进人了一个调整时期，发展理性化，不再唯规模导向，摒弃劣质客户，更加正确看待规模与效益的关系。但由于补充医疗保险赔付的滞后性，消化补充医疗保险的包袱将至少需要…—至两年时间。但问进，新加入的一些市场主体，又在采用“价格战”形式夺取市场。
补充医疗保险市场经历三阶段，保险公司缺乏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的经验，摸索着前进，外部环境也不理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市补充医疗保险大面积亏损的原因
一、外部因素
1、社保因素
（1）作为与基本医疗保险完全对接的补充医疗保险，将直接受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管理规定变化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基本医疗保险所规定的药品范围、诊疗项目、服务设施和支付标准变化都对补充医疗保险赔付情况产生影响。近年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断增加新的药品、扩大诊疗项目，虽然也提高社保的支付标准，但从整体而言，补充医疗保险的风险逐年加大。
（2）由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对于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实行出院社保分割，而对门诊费用则由参保人自己累积，超过起付线（在职2000元、退休1300元）通过单位到社保局进行报销，这导致有大批量的门诊起付线以下的费用和社保分割后的住院、门诊费用到下一年度才到保险公司进行报销，在下一年度发生的赔款占总赔款的比例一般高于30%.在补充医疗保险业务开办初期，由于保险公司对未决赔款估计不足，导致续保保费往往偏低，甚至出现最终赔付率高于100%而在续保时降价的事情。
（3）由于补充医疗保险与社保完全对接，对于既往症、先天性疾病和慢性病等保前疾病都给予报销，所以对于平均年龄较大和退休占比高的群体，保前疾病占总赔款比重较大。
（4）社保局与各家医院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虽然前者有监督管理后者的权利，但无论是监管手段还是监管力度都非常有限，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某些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滥开药、滥收费的现象。由于补充医疗保险与社保完全对接，且作为第三方，无法对医院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对社保的分割单只能照单赔付，加大了经营风险。
2、医院因素
（1）我国医疗机构实行的是“医药合业制度”，医院既拥有处方权，又拥有药品专卖权，医药合营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易产生“以药养医”的现象，卖药已经成为某些医院获利的重要途径。在药品流通体制不规范的情况下，又易产生药品“虚高定价”和“回扣促销”等寻租行为，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以药养医”之风的盛行。近年来，由于国家对药品价格高度关注并对药品高价进行，“以药养医”现象有所缓解，但“以检查费养医”和“以诊疗费养医”现象却大行其道。
（2）由于医疗机构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存在着诱导服务的内在冲动。在目前的经营模式下，保险公司没有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机制。医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给病人多开药、开好药，尽量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给病人作不必要的检查或治疗，致使医疗费用支出大大超过实际需要，而这些费用一部分转嫁给保险公司承担。而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既没有对医院进行行政监管的权利，自然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3、参保企业因素
一些客户，特别是一些大客户，往往在承保首年以低于其经验医疗费用找到承保公司，然后通过隐瞒理赔数据等方式，在续保时公开招标，利用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以低价格作为其投保的最主要条件。由于保险公司自身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经验不足，再加上客户的“道德风险”因素，保险公司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市，每家保险公司都有亏损数百万的大客户。
4、被保险人因素
（1）中国医改以前盛行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这种传统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下，养成了职工医疗“大锅饭”的思想，职工费用节约意识的淡薄，直接助长了医疗开支的上涨。
（2）由于外在约束机制较少，对被保险人而言，“一个看病，全家吃药”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那些以前一直享受公费医疗的被保险人，有事没事看病吃药更是成为一种习惯，由于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高度关联性，因而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风险又会转嫁给补充医疗保险，这对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的经营是颇为不利的。
二、自身因素
1、仓促上马，各方面准备不足
20xx年，市颁布了《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标志着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正式实施，并制定了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各大保险公司面临这一新的市场，为迅速抢占市场，仓促上马，各方面准备不足，比如，信息系
非正规产业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所谓非正规产业，指的是有别于现代产业（机器大工业、信息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的经济部门。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指的是在非现代行业/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非熟练劳动者，例如街道上的小商小贩、搬运工、为中间商从事加工活动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在建筑、农业、渔业、林业等部门打零工的劳动者。本文拟借助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框架，根据笔者2063年2月下旬至3月随荷兰海牙发展学院培训班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克拉拉邦的考察，重点介绍印度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一、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创新
提起社会保障，国际上有关发展问题的早期文献几乎都认定，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支付不起建立这类制度的费用。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普及社会医疗保险方面无所作为的理由。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还是公共部门和正规经济领域（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才能享有的奢侈晶，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一般都被排斥在保险计划之外。然而，后者恰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最缺乏经济安全和健康安全、因而最需要保险计划和社会援助项目支持的群体。近20多年来的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对主流社会保障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便尖锐地质疑和批评此前有关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发达国家昂贵的社会保险和收入保障制度视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模式。然而，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能通过对本国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提供公共支持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社会保障形式。这其中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印度克拉拉邦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福利基金 （1）reze & Sen，1989）。布格斯和斯特恩出自相同的理念，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定义为能够消除或者减少被剥夺（deprivation）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公共行动。所谓被剥夺，指的是某些群体由于受到现有社会经济制度框架的限制而不能获得与其它社会群体平等的权利，例如享受基本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的权利。至于脆弱性，指的是欠缺经济和生命安全保障措施的社会群体或成员，在面临老龄、患病、伤残和其它灾害风险时的状态。布格斯和斯特恩认为，以消除或者减少被剥夺和脆弱性为目标的公共行动可以在居民户、社区／社团和国家层面上展开。其具体作用一是预防不测，二是减轻灾难打击，三是应对灾害后果。为此，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多支柱构造，由个人、家庭、社区／社团、国家、企业和宗教组织等多方参与设立和维护。为了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其设计必须针对目标人群：受益者资格一方面取决于所遭受的灾难打击，另一方面与其面临的社会排斥相联系（Burgess & Stern，1991）。
二、非正规产业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上述创新的理念广为国际发展组织所接受，并通过多边或双边援助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领域付诸实践。就医疗保险而言，国际劳工组织支持法语非洲国家，例如塞内加尔，在一些社区建立称为“微型保险”的乡村健康保障组织，并以保障组织为单位购买正规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目的在于既把健康服务和保险服务引入基层，又能克服社区人口规模微小、难以分散健康风险的缺陷。
相似的医疗保险制度创新在印度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至今方兴未艾。不过，印度有着远远领先于非洲的公共卫生制度，例如全民免费免疫计划和公立医院免费治疗项目。此外，印度医药市场供给充足，由公立卫生机构、教会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的健康服务在城乡都不难企及。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然在国际上未被归入强势之列，但对金融保险市场一直持有强硬的干预手段。例如，发布行业政策指南，规范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行为。其中，设有专门条例，规定发放给穷人的贷款应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最低比率，以及出售给非正规就业者的保险产品占保险公司总销售额的最低比率，并以此作为营业执照审验和登记的—个条件。在此背景下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医疗保险和救助形式：
第一，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合同农户向保险公司集体投保。例如，克拉拉邦玛拉跋地区牛奶生产者合作社协会（简称MRCMPU）与东印度保险公司签约，协助奶牛养殖户投保住院医疗保险。④每户每年保费为130卢比（20xx年1季度汇率：50卢比=1美元），全部由农户缴纳，保险限额为15000卢比。目前参加这项计划的农户约占该企业合同农户的2／3.
第二，非组织为成员设计保险项目，集体向保险公司投保。例如，古吉拉特邦非正规产业妇女联合会（简称SEWA）与印度联合保险公司签约，提供三个档次的住院保险产品户个人缴纳年度保费 85、200、400卢比，对应的保险限额分别为2000，5500和10000卢比。不过，该项目不覆盖乙型肝炎和肺结核之类的慢性传染病，以及确证为投保人购买保险之前罹患的非传染性慢性病。目前，这一妇女组织共有92000人参保，约占其成员总数的1／3.
第三，非正规经济产业工会的健康福利项目。这些工会各自设有福利基金，每年按照雇员工资的固定百分比从每个会员及其雇主那里收费。根据各工会的福利章程，会员在满足规定的基金缴纳年限或缴纳金额后，有权享受医疗、养老、伤残、生育、丧葬、嫁娶、房屋和失业补助，或是其中的单项福利 （Kannan，20xx）。克拉拉邦共有19个非正规产业工会，其中有9个工会提供大病医疗补助，例如棕榈酒业工会设有金额为3000卢比的癌症医疗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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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可持续财政政策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自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其背景、实施原因、政策绩效、可持续性等问题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由出版社出版，著名经济学家戴圆晨教授的新作——《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说，本书的特点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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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传染病社会医疗保险起步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一、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创新
提起社会保障，国际上有关发展问题的早期文献几乎都认定，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支付不起建立这类制度的代价。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普及社会医疗保险方面不作为的理由。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还是公共部门和正规经济领域（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一般都被排斥在保险计划之外。然而，后者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缺乏经济安全和健康安全、因而最需要保险计划和社会援助项目支持的群体。近20多年来的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对主流社会保障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挑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便尖锐地质疑和批评此前有关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发达国家昂贵的社会保险和收入保障制度视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模式。然而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能通过对本国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提供公共支持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社会保障形式。这其中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印度克拉拉邦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福利基金（Dreeze and Sen，1989）。布格斯和斯特恩出自相同的理念，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定义为能够消除或者减少被剥夺（depdvahon）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公共行动。所谓被剥夺，指的是某些群体由于受到现有社会经济制度框架的限制而不能获得与其它社会群体平等的权利，例如享受基本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的权利。至于脆弱性，指的是欠缺经济和生命安全保障措施的社会群体或成员，在面临老龄、患病、伤残和其它灾害风险时的状态。布格斯和斯特恩认为，以消除或者减少被剥夺和脆弱性为目标的公共行动可以在居民户、社区／社团和国家层面上展开。其具体作用一是预防不测，二是减轻灾难打击，三是应对灾害后果。为此，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多支柱构造，由个人、家庭、社区／社团、国家、企业和宗教组织等多方参与设立和维护。为了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其设计必须针对目标人群：受益者资格一方面取决于所遭受的灾难打击，另一方面与其面临的社会排斥相联系（Burgess and Stern，1991）。
二、非正规产业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上述创新的理念广为国际发展组织所接受，并通过多边或双边援助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领域付诸实践。就医疗保险而言，国际劳工组织支持法语非洲国家，例如塞内加尔，在一些社区建立称为“微型保险”的乡村健康保障组织，并以保障组织为单位购买正规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目的在于既把健康服务和保险服务引入基层，又能克服社区人口规模微小、难以分散健康风险的缺陷。
相似的医疗保险制度创新在印度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至今方兴未艾。不过，印度有着远远领先于非洲的公共卫生制度，例如全民免费免疫计划和公立医院免费治疗项目。此外，印度医药市场供给充足，由公立卫生机构、教会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的健康服务在城乡都不难企及。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然在国际上未被归入强势之列，但对金融保险市场一直持有强硬的干预手段。例如，发布行业政策指南，规范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行为。其中，设有专门条例，规定发放给穷人的贷款应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最低比率，以及出售给非正规就业者的保险产品占保险公司总销售额的最低比率，并以此作为营业执照审验和登记的一个条件。在此背景下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医疗保险和救助形式：
第一，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合同农户向保险公司集体投保。例如，克拉拉邦玛拉跋地区牛奶生产者合作社协会（简称MRCMPU）与东印度保险公司签约，协助奶牛养殖户投保住院医疗保险。每户每年保费为130卢比（20xx年1季度汇率：50卢比=1美元），全部由农户缴纳，保险限额为15000卢比。目前参加这项计划的农户约占该企业合同农户的2／3.
第二，非组织为成员设计保险项目，集体向保险公司投保。例如，古吉拉特邦非正规产业妇女联合会（简称SEWA）与印度联合保险公司签约，提供3个档次的住院保险产品：个人缴纳年度保费85、200、400卢比，对应的保险限额分别为2000，5500和10000卢比。不过，该项目不覆盖乙型肝炎和肺结核之类的慢性传染病，以及确证为投保人购买保险之前罹患的非传染性慢性病。目前，这一妇女组织共有92000人参保，约占其成员总数的1/3.
第三，非正规经济产业工会的健康福利项目。这些工会各自设有福利基金，每年按照雇员工资的固定百分比从每个会员及其雇主那里收费。根据各工会的福利章程，会员在满足规定的基金缴纳年限或缴纳金额后，有权享受医疗、养老、伤残、生育、丧葬、嫁娶、房屋和失业补助，或是其中的单项福利（Kannan，20xx）。克拉拉邦共有19个非正规产业工会，其中有9个工会提供大病医疗补助，例如棕榈酒业工会设有金额为3000卢比的癌症医疗补助金。
据笔者观察，非洲和印度医疗保险制度创新的特点首先在于，非正规部门保险项目的发起组织，都是有着某些共同利益的社区／社团。兴办这一项目不仅有利于成员的健康安全和收入安全，而且有助于加强社区／社团的凝聚力。其次，这些保险项目的设计以基本保险理论为依据，主要针对的是发病率较低但医疗费用较高的大病风险，即对单个投保人来说，它可用以规避不确定性最高的收入风险。再次，社区／社团以集体投保的方式克服了与正规保险项目相联系的成本障碍。以往保险公司不接纳非正规部门个人客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获得收入的时间和金额都不确定，加之投保数额较小，导致公司相对交易成本提高。社区／社团在集体投保之前负责收缴保费，为此得到保险公司划拨的部分管理费。这样，一方面因为降低了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使得非正规就业者能够获得正规保险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和保险公司挂钩而强化了社区／社团的风险分散能力。
与上述特点相联系，非洲和印度的非正规保险实践具有几个难以克服的薄弱环节：第一，与保险公司挂钩的项目秉承了商业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内容提要：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特殊性，使得该领域道德风险发生频率高且规避难度大，这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并进而损害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基础。本文在正确界定各参与方权利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医疗保险领域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约束医疗保险费用的路径选择。
一、医疗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的经济学
如果说由于人口结构、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改变所导致的医疗需求的增长都是合理的话，在医疗领域中还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医疗服务供给行为和消费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亦称“败德行为”，一般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它亦可定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近年来，这个术语已经引伸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领域，成为微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且它已与道德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泛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
道德风险来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威廉姆逊的定义，机会主义倾向指人们借助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机会主义行为有“事前”的与“事后”的之分。事前的机会主义被称为“逆向选择”，即在达成契约前，一方利用信息优势诱使另一方签订不利的契约。事后的机会主义被称为道德风险，也可称为“败德行为”。机会主义倾向强调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又复杂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包括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机会主义倾向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交易者不可能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有利信息条件下的交易者就有可能发生败德行为，而这种风险在交易之前又难以知晓，从而无法规避，并由此造成一方的损失。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的补充。
从本质上说，道德风险属于经济环境中的外生不确定性。或者说它是经济外在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存在，破坏了市场均衡或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的下述见解是发人深省的：“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即使行骗是理性的行为，代理人也不会施行欺诈。……缺乏这种信任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社会保障领域中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其中，道德风险发生频率最高、分布最广、造成损失最大、又最难以有效规避的当属医疗保险（这与医疗行业的特点有关）。它导致了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即医疗服务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使医疗保险费用脱离它所提供的医疗保障水平而不受约束地节节攀高，社会有关方面将承担巨额的与所维持的健康水平不相称的医疗费用，占用了本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稀缺资源，使这种医疗保障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由此引起的财政赤字，不仅会引发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还将反过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要么提高医疗保险费率，要么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险水平。这种格局要么使最需要得到救助的人群更加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被迫退出医疗保险，要么得不到应有服务水平医疗，造成既无效率又无平等的严重后果。以我国20世纪80 -90年代中期医疗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为例，算效率账：实感性判断，药品浪费1／3左右。开支庞大的企业的劳保医疗费往往在挤占了全部福利基金后，继续挤占生产发展基金，甚至挤占流动资金，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波动中始终保持一个稳定上升趋势，成为导致各级财政拮据的重要原因之一。算公平账：现行医疗保险像“唐僧肉”，谁都想要吃一块，部分职工乃至产生“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糟蹋白不糟蹋”的心态，腐蚀了一大批“豪华型”医疗保险消费者的灵魂，也为部分医院和药品生产经销单位的以权谋私和不正当经营留下可乘之机。在医疗保险待遇的享受方面，农民与职工之间的强烈反差，“特诊”患者与普通患者之间享受待遇的过份悬殊，也使社会付出了相当的成本。
二、建立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的路径选择
从客观上讲，医疗保险是一种承保赔付额巨大而事发频率高及保险费极难计量的高风险险种。医患双方的道德风险已使许多国家的医疗保险业举步维艰，人不敷出。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在市场诸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引入的，目前正处在初创之际。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因信息问题，医疗保险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各类风险容易集中出现的特殊市场，它与目前过渡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特征和制度、市场背景相结合，它又衍生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表现形式。如在公费医疗中，由于预算约束软化，使医疗支出与个人负担的不相关，导致了人情药、大处方、小病大治等五花八门的浪费和欺骗现象。而医疗市场中的合谋、垄断及策略性行为更是一个积弊已久的问题。人们自然应该抨击并谴责蔓延于医疗保险领域内的“败德”行为，或通过等说服教育工作使这类行为败德减少，但是，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对许多入无效，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暂时有效，总体上看是成本大收益小。因比，治理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否则，势必会继续将个人的理性行为引入歧途，并且会使道德风险蔓延之势愈演愈烈。因为根据“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只要“奉公守法”与“损公肥私”等价，前者得不到鼓励，后者得不到约束和惩罚，那么，久而久之，前者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向后者看齐，而不会是后者向前者看齐。当这类“败德”行为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时，便成了一种暗含的规矩，从而个人受惩罚的可能性更小。故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在于制度的约束和监督。
（一）正确界定社会医疗保险领域参与各方的责、权、利关系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早在十年前已开始。改革的目标是：所有公民享有均等的最低医疗机会；宏观经济效益：医疗费不能超过国家资源的一定合理比例；微观经济效益：提供的服务必须在低成本基础上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同时使受保人满意。各类改革均以提高效率为核心，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增加受保人选择的自由度。世界各国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遏制道德风险的制度性措施，建立在正确界定社会医疗保险领域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上。
医疗保险领域涉及到复杂的参与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参与人是医院、药品商、被保险的患者和保险方。而当今世界社会医疗保险系统构成的基本形成是由保险方、被保险方、医疗服务供方（含药品商）和组成的立体的三角四方关系。其中，保险方、被保险方和医疗服务供方具有费用的支付关系，在此支付系统中，引入的于预调控。换言之，当以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介入到这一系统之中，就成为所谓的社会医疗保险。实际上居于医疗保险领域三方关系之上的领导地位。当考虑到各方内部的合谋、勾结及合作关系，我们引入策略性联盟弈概念，它是内部结合成的分联盟作为参与人进行博弈，那么，参与人数扩大为个。例如，医生与患者合谋与委托人博弈，医生与药品商勾结同患者或机构博弈。正像目前所说的，药品经营商与医院之间的吃“回扣”，患者的“人情药”、“大处方”，消费者与医院合谋等现象都是联盟博弈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研究医疗保险时，必须正式地把这类现象纳入范围。国家应制定医疗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各级、医疗保险机构、投保单位、受保人和医疗单位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责任、权利、义务及相应的利益。
（1）在和社会医疗保险享受者的关系上。作为公众利益的保护者，对社会医疗保险这项具有部分福利性质的事业自然责无旁贷，具有为公民提供部分医疗保健费用的义务。然而，问题在于的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其责任和义务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或提供。从中国的国情和国外的经验来看，除了提供少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外，只对社会医疗保险财务负有最后的（而不是完全的）责任，或者说，应扮演“最后的角色”。即在以企业和个人为主负担社会医疗保险费的基础上，其收不抵支部分由财政补贴。
（2）与医院的关系上，应把医院作为一种微利或低利的经营性企业来办，取消对其拨款和补贴，让其自负盈亏，二者之间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一措施可以降低医疗单位的垄断性，使其在同行业竞争中降低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此，必须强化医院的质量与收费管理，在现有医疗单位中进行承担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资格审定和考核制度，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加强社会监督和各种控制措施。
（3）医院与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之间应是一种商业契约关系，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可以自办医院，也可以同医院签订有关
试论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内容提要: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是财政领域的一项战略性工作。本文在全面制约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基础上，为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地方财政；财政体制；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决定了在追求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所谓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地方财政与地方经济相互促进、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协调、地方财政运行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工作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实施分税制以来我国地方财政呈现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财政运行相对平稳。
然而，最近几年受国民经济增长趋缓的影响，地方财政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这正在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强大压力。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乡级财政相当困难，工资欠发普遍化、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益加大。并且对地方经济的稳定、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从根本上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二、制约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1.财政所依托的经济增长幅度总体趋缓。从经济运行周期看，分税制以来我国经济曾经历了“八五”时期的高投入、高扩张、“九五”初期的软着陆、经济波峰时期的高速增长，客观上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这种支撑作用总体上是建立在粗放扩础上的，财源基础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进入九十年代后期，经济运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开始出现重大转型，进入通货紧缩阶段，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很难再现。“十五”时期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将转入一个相对低位的增长空间。在此基础上，地方财政收入也将进入与之相应的较低增长空间。如20xx年地方财政预计增长幅度仅为2.31%.
2.地方财源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从三个产业的GDP值及其比重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作为基础财源产业——农业，离效益农业、现代农业的距离还很大，财政贡献能力也有限。第二产业作为主体财源，财源结构相对分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相对较少；而且财源分布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成长不足，后续财源相对匮乏。第三产业作为地方财源的重要财源基础，尽管占GDP比重已接近第二产业，但从财政贡献状况来看，全国各地三产税收增长速度与相应的GDP增长速度相比呈现出不协调的状况。
地方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很大部分没有形成财政财源。200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96%、50.88%、33.22%，而其提供的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则为3.75%、68.57%、27.68%.1994年我国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但其提供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却达63%.国有企业低速度增长，但它依然是国家财政财源最主要的支撑点。（1）
我国地方财源主要以企业为依托，个人的贡献相对很小。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居民对财政的贡献度与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极不相称。1999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为413.48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预算收入的9.13%；20四年则分别为引0.90亿元和9.81%.
现有财源的这种结构格局将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地方财政收入构成制约，并带来风险。
3.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日益明显。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已有近九年，进入了比较稳定的运行阶段。由分税制带来的非经济性财政增长因素已基本消化完毕，分税制体制产生的级财政收入与地方级财政收入之间的分配效应则越来越明显，财政收入逐步向财政倾斜。
从各级财政自给能力，1994年前，地方财政自给能力高于财政；1994年后，财政的自给能力高于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到分税制前，地方财政平均自给能力系数为1.06，比财政的0.773高0.287；分税制实施后，地方财政平均自给能力系数大幅下降为0.606，财政则大幅上升为1.508.说明地方财政已经严重缺乏自给能力，地方支出的40%需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1998-20xx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整体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至20xx年仍将难以改变。
4.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很多，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仍未摆脱“吃饭财政”的状况，严重影响地方财政职能“到位”。同时许多支出又超过地方职能范围，出现“越位”现象。
一是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吃饭财政”压力沉重，预算内八成左右财力必须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实际可用于经济调控的财力十分有限。二是各项改革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压力巨大。三是政策性增支因素刚性增长。四是城市化建设、环境保护对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五是社会保障资金面临巨大缺口，个人帐户空帐问题日益突出。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许多地区即使动用个人帐户上全部资金，养老保险计划依然收不抵支，出现一部分资金缺口。如果不允许动用个人帐户的缴费，这些地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3）
5.地方财政管理监督机制滞后的矛盾逐步显现。目前的地方财政管理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因袭下来的管理模式，管理比较粗放，财政监督比较薄弱，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现象突出，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预算管理角度看，预算编制较粗，总体框架上尚未跳出“基数加增长”模式。预算执行缺少全过程的有效监督机制，预算结果缺乏系统的绩效考核机制。预算外资金管理方面这几年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门利益格局尚未彻底打破，距离实行预算内外综合财政管理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6.乡镇财政隐性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十分突出，财政收支矛盾非常严峻。收入方面，乡镇财政财源基础普遍薄弱，收入来源分散，很不稳定。随着市以下分税制改革的彻底实施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一些重要的地方税种将进一步上划，预算外收入也将进一步缩减，乡镇财源将更加趋于狭窄，收入困难的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1999年，乡级财政本级收入仅占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17.33%.支出方面，刚性支出增长压力有增无减，财政运行捉襟见肘、步履艰难。
7.地方财政信用风险逐步增加。利用财政信用这一财政特殊职能形式，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调控能力、支持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信用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行为，财政信用也概莫能外。有些地方历年累积下来的财政信用规模超过数亿元，接近于当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但这些信用资金目前营运质量普遍不高，相当一部分都是逾期贷款，而且近三分之一的投向企业基本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坏帐风险突出。
三、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对策
1.调整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地方财源结构。根据“十五”规划的精神强调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调整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产业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未来地方财政财源。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只有12.7%，而美国、日本等国一般在30%以上。因此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就目前我国地方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看，维持和壮大财源，不可能仅仅主要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发展，必须下大力气搞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是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以节能、降耗、综合利用、提高环保效益的新工艺、新技术为重点，加快改造能源、原材料工业以及一般加工工业、农业等传统产业。四是继续鼓励和发展非国有经济，使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与其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均衡。同时逐步取消那些对非国有经济仍带有“非国民待遇”性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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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契机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医疗保障体系存在严峻的问题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企业包揽职工医疗费用的公费和劳保医疗制度，该制度对保障干部、职工的健康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对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据历年来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为17%，90年代后为24%，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14%和21%，卫生总费用的年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些地区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使得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负担过重，实际上已经难以维持，大批干部职工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基本制度之一，但事实证明，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恢复和重建，1998年进行“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1997年之后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依靠“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又陷于停顿甚至有所下降的低迷阶段。
至于有的地方的工会组织和医院以互助共济的形式开展的医疗保险业务，总体保障水平不高，规模也不大，风险分散性较弱。目前此种形式还未得到完全的肯定，有疑其增加了企业负担和风险，从而有悖于国家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原则。
显然，仅靠的力量不能完全解决全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而且其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峻。那么我国的医疗保障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答案就是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让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必要的一部分，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大潮中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商业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商业医疗保险扩大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已初见成效，社会上仍将产生大量缺乏医疗保障的人群，而且职工只能享受半费劳保待遇，这些群体尤其渴望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而商业医疗保险将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能覆盖社会医疗保险所不能覆盖的人群。
商业医疗保险分担高额度医疗费用带给人们的风险。由于开展社会医疗保险时间短，资金积累有限，个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多，特别是一些大病和特殊疾病的医疗费用远远超过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使患者个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医药费用的持续上涨强化了人们的保险意识。而只有通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才能减少潜在的风险。
商业医疗保险满足多层次的需求。从国家已颁布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配套文件看，人们就医将受到更多制约，一些比较高级的诊疗项目基本医疗保险将不予支付费用；对部分经济收入稳定、享受社会医疗保障的群体来说，社会医疗保障仅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保障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商业医疗保险则能适应高层次、特殊的医疗需求。这样可以发挥商业医疗保险自愿投保、全面保障的优点，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满足部分特殊人群较高层次的医疗需求。
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有利条件
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虽然起步较晚、规模不够、产品还没有丰富起来，但是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具备了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
国家政策的倾斜。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共同构筑了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目前我国高层领导意识到社会医疗保险还不能满足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需求，已经高度重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在1998年就指出，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目的就是“力求建立一个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基础，包括医疗福利和医疗救助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20xx年7月，副总理又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问题做了两次重要的批示，肯定了商业医疗保险的成绩，鼓励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较快的发展速度。由于医疗保险风险控制难度较大，各家保险公司采取比较谨慎的发展策略，主要以附加险的形式办理医疗险业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声誉、促进业务发展和积累寿险客户。尽管如此，商业医疗保险仍然取得长足的进步。目前，国内已有12家人寿保险公司开展了各种商业医疗保险业务。全国商业医疗保险费收入从1996年的21亿元增至20xx年的122亿元，年平均增幅达52％，其增长幅度远高于同期寿险业务。
一定的人才储备。商业医疗保险要求从业人员同时具备保险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对医学、风险管理、市场调研、条款设计、市场推动等方面有较深刻的了解。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商业医疗保险专业人才，专业横跨保险、精算、统计、医学、法律等学科。他们与美国、德国的医疗保险专家多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合作，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掌握了医疗保险的产品设计、精算、风险控制等关键技术，并且在我国的农村健康保险、城市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初步的产品开发能力。针对日益高涨的市场需求，近几年各家保险公司都在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开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数据，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医疗保险开发的精算理论和方法，具备了较强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开发能力。目前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上经营的产品涉及国际上通行的多数类型和各种保障期限的产品，既有医疗费用型保险，又有定额给付型保险，涉及的保障期限有终身、长期和短期，涉及的人群有婴幼儿、大中小学生、职工、妇女和部分老年人，涉及的保障内容有意外、残疾、住院、手术、重大疾病、特种疾病和手术、门诊等100多种产品，为保险市场的不断创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比较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业已摸索出一套较粗放但又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无论是在定性风险控制方面还是在定量风险控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定性控制方面，涉及到产品、销售、核保、理赔等环节建立了一套专业的业务流程，经过技术处理规避风险；在定量控制方面，建立了多角度的（即分机构、分险种、分人群等）动态风险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控制商业医疗保险经营中的各种风险。
由此可见，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有能力在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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