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视阈下推己及人的现代的策略_其他哲学论文
公民道德视阈下推己及人的现代的策略_其他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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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公民道德视阈下推己及人的现代的策略_其他哲学论文
曲蓉，博士，讲师，宁波大学法学院
一
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推己及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可称为忠恕之道(《论语》)或絜矩之道(《大学》)。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从不同角度对推己及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关于推己及人的许多论述。在回答子贡什么是可以终身践行的行为准则时，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大学》将推己及人解释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如果说不希望地位高的人如此待我，我也不应当如此对待地位低的人；如果不希望地位低的人如此对待我，我也不应当如此对待地位高的人。如果在各种伦理关系中都能够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那么，一个人的行为就能够符合规矩，一个社会就能长治久安。后世的儒者们逐渐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成为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其他流派的思想，例如墨家的“兼爱”也包含了推己及人的意思。其实，世界几乎所有文化都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的箴言“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另外，犹太教的“爱邻如己”、教的“善待邻居”、佛教的“慈悲心”等也都传达了与推己及人意思相通的道德原则。
推己及人的原则主要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层次的内容：消极的部分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部分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WWw.meiword.com它们分别从限制自己的行为和主动实施行为等两个方面确定了推己及人的路径。如果我不期望别人对我有某种行为，我也不会将这样的行为施加给别人；如果我期望别人对我有某种行为，我也应当为别人有这种行为。例如，我不期望别人欺骗我，我也不应当欺骗别人；如果我希望别人帮我脱离困境，那么，当别人有困难时，我也应当帮他们脱离困境。
不能简单地将推己及人理解为由己及他的行为方式，它强调个体从道德需求出发类推他人的道德需求，并以此为基点引导自己的行为。就是说，推己及人中的“己欲”和“不欲”并不是个体的一般欲求或需要，而特指“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的道德需求。个体将自身对礼、敬、仁、爱的道德需求转化为当下的道德行为，善才由此而生。从这个角度看，推己及人实际上统帅了其他善德，引导它们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行为。这样，推己及人也成为了传统社会下人际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以及评价个体行为是非善恶以及道德与不道德的根本标准。孔子在《论语》中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这个道就是“忠恕”，亦即推己及人。当然，推己及人的原则也有其适用的范围。由于建立在道德需求的同类类推基础上，推己及人中的“他人”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他人，而是指具有特定涵义的同类人，例如同族人、男人。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男人对女人并不总是能够做到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体现出以个体自我价值为核心的形态，道德也成为了“为我之德”。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从这一意义上说，推己及人反映了个体的道德自律。道德行为虽然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是个体的自我选择。人们是与尘世随波逐流还是从自身做起、有所作为，都依赖于主体的自我选择。个体对善、对幸福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将其作为出发点，限制自身的不良行为，激发促成他人幸福的行为是为己之德的重要含义。
作为道德原则，推己及人并不是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道德进化的产物。在整个道德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居于较高的层次。在人类童年，人们最初遵循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氏族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的行为方式。如果甲部落的利益包括部落成员的生命遭到乙部落的侵害，甲部落必定将同样的行为施加于乙部落，而乙部落反过来再报复甲部落，结果必然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无止境的杀戮。这样看来，报复原则是一种利益双输的策略；相比之下，推己及人却能实现人际交往双方利益的双赢。因此，随着社会发展，推己及人逐渐淘汰了报复原则成为普遍被认同的道德原则。由报复原则向推己及人的进化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推己及人与报复原则一样都强调基于公平正义之上、人际关系或行为的对等交换性质。就此而言，推己及人只是一种有限的道德原则，要低于“爱的法则”①，后者超越了正义，是一种追求神圣的道德原则。
二
在现代社会，推己及人更应被视为一种道德思维。作为道德思维的推己及人不同于作为道德原则的推己及人，它本身不再被看作是衡量行为是非、善恶与否的标准，而是一种使道德生活更为简单通畅的思考或决策方式。从社会心理角度看，推己及人的方式又叫“换位思维”，是思考者将自身与被思考的对象置为一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由己及他的一种思维方式。
推己及人的道德推理依据是“如心”。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如心是一种认识他者的重要方法，从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出发，揣测他者的愿望和需求，对他者有所认识，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个体首先要体验和了解什么是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本身也同样被置于客体的地位接受审查。这样来看，如心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推理过程。但如心也有一定的界限，它的目标在于实现行为对等性或一致性。也就是说，我的利益不应当受到他人的侵害，我也应当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人；我期望他人能够帮我脱离困境，我也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而个体的其他利益、愿望不应当奢求能够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实现。例如，一个人想成为集体的核心，这样的愿望就不能够进行推及。
进一步地，可以把推己及人的前提归结为“人己同类”的思想。所谓同类包括两个意思，一是相似，二是属于相同或相似事物的综合。只有相同或相似，己与人之间才可以进行类推。人心同此心，出于心的相似性，通过我心类比忖度他人之心就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基于“人”、“己”同类的思想意识，可以无障碍地做到相互替换，仁爱才能够从天下血缘亲情推广到天下，达到“泛爱众”。并且，人类与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同类意识也可以延伸至世间万物，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推己及人强调从身边、从熟悉的方面入手。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朱熹对“能近取譬”的注释是“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②“己身”是与自己最切近的，从己身推及他人，也就能够知道他人所欲所求是什么，也就可以从切近处推及到疏离处。“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能以我对待与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和行为为譬，施于疏者、远者，就能达到仁。”③
推己及人的方式在个体的道德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己及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使生活变得简单，应用于实践时也能够有效地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增加善意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采用“推己及人”的方式，那么在与他人交往中除非他人要求，个体不可能采取什么道德行动，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才是善的，哪些才是对他人好的行为，道德就成为了单纯地对他人需求的回应，这就取消了道德主体的主动性。而且，对于那些不可能提出道德要求的人(胚胎、婴儿、垂死的人等)或生物，也不可能存在任何道德行为。这样，道德适用领域和场所将大大萎缩。
推己及人诉诸相似性，它的一个前提假定就是平等。推己及人的思想本身包含了将道德对象置于与主体同等的地位，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有同样需求、利益的存在，而不将个体自我看作是道德关系中的特例而享有特权。另外，推己及人还蕴含了善意的思想，个体并不是道德的奴隶，相反是道德的主体，可以积极表达对他人的主动关切，这也包含了个体善意共存的思想。
推己及人的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相反，它在应用时也会面临困境。如果个体是利己主义者，他遵循“推己及人”，认为其他人也是利己的，因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极可能取消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同样，如果个体本身是邪恶的、心术不正的，以“推己及人”的思维，他认为每个人都是邪恶的，世界就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④如此的推己及人很有可能会引导个体朝着与善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
无论作为道德原则还是道德思维，推己及人在日常化的道德生活中还是通常有效的：在大工业时代来临之前，推己及人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在现代社会，推己及人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采纳的道德思维方式。但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背景下，推己及人能否引导公民进行角色转换、塑造公民道德，这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
推己及人强调“能近取譬”、“由近及远”，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会呈现差序格局。按照与己关系的亲密度，推己及人的应用程度是不同的：亲密度越高，就越能在所有的事情上践行此方法；亲密度越低，践行的范围就逐渐缩小。但当发生伦理冲突的时候，这种差序格局往往偏向于实现关系较近者的利益，而侵害关系较远者的利益。因为相对于关系较远者，个体更容易感知关系较近者的利益。在当代公民社会中，这种方法往往导致以强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当公民利益和环境利益发生冲突，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偏向公民利益；代际冲突时，推己及人偏向当代人的利益；堕胎问题中，推己及人通常否定胚胎的生存权。在这些道德困境中，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因此，他们的利益往往容易受到忽视或侵害。推己及人思维的目标是促成道德行为的现实化，但实际操作中却造成了相反的境地。
另外，随着人己亲密度逐渐降低，超过个体的感知界限的话，推己及人就很难适用了。因此，推己及人的应用范围是有界限的。在传统社会，推己及人主要适用于五伦关系或扩大的亲缘关系。而超越五伦关系之外，推己及人就需要主体具有更强的道德意识。孔子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强调推及到一般公众是很难的。“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特别不容易在如下两个方面践行推己及人，一是“出门”，二是“使民”。“出门”在外，人们互相不认识，也没有必要花很多心思。下级出于迎合或恐惧的原因，会花比较多的心思猜测上级的心思，但是，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就不会花什么力气对下面的人推己及人。所以，孔子提出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内外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达到内外无怨。
相比之下，当代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非常复杂，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这使得推己及人的思维面临挑战。根据主体不同，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公民(群体)与自然等。公民之间的交往是一般大众的交往，属于孔子所言的难以推己及人的情形。推己及人诉诸主体之间的相似性，但不同公民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和显著的差异，尤其随着社会多样性日益发展，“人”和“己”之间的差异性远远超过了其一致性。不同个体之间无论在利益、立场、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彼此不同，在道德需求方面更是如此，又如何拿有限的相似性去推及无限的差异性呢？不仅如此，人们的利益和立场还可能是相反、相对立的，这就使推己及人几乎不太可能。譬如，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坐公车的时候都会给老年人让座。但如果碰到一个日本老人或美国老人的话，后者可能认为给自己让座是暗示自己太老了，是一种歧视。以己心推及人心未必总是有效的，因为人心与我心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别。
当触及到公民社会其他伦理关系时，推己及人就更难实现，例如公民与群体的关系。群体是由个体成员构成的，可以看作是人群的集合。但除此而外，大多数群体还包括目标、结构和价值观等要素。尤其是价值观，它使得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能够区分开来。像国家、、同性恋团体、女权组织等群体同是人群的集合，但由于彼此价值观不同，这些群体也成为了超越个体、人群集合的不同存在。这样，在公民与群体的交往中，个体很难从自身的利益、需要推及其所在群体的利益、需要，更不消说其他群体的利益、需要。即使在认知上能够了解群体的利益、需要，但在实践上，尊重或实现群体的利益、需要就更难了。尤其当道德主体本身为群体时，推己及人的方式也不太适用。另外，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还涉及其他深层的问题，包括如何对待环境、胚胎、克隆等问题。在这类道德问题中，更缺乏推及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推己及人是主体将自己的道德需求升华为自身的道德准则。例如，我认为撒谎是恶的，不希望别人对我撒谎，因此，我首先不会说谎；我认为守约是好的，不希望别人违背约定，因此，我首先守约。但这一准则还包含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即希望将自己的道德原则变成他人的道德原则。我不说谎，也要求他人不说谎；我守约，也要求他人守约。在当前的公民社会中，能否将自己的道德原则加诸他人是个问题。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多元道德并存，传统道德对社会生活仍然具有约束力，新兴道德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西方道德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类似的状况下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行为选择，而期待他人能够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是非常困难的。况且，无人有权将自身看作是绝对的道德权威，将自己的道德原则强加给他人，这缺乏合理性依据，还有可能沦为道德上的主义。因此，由于推己及人暗含的前提是很难实现的，也使推己及人面临不可避免的困境。
除此而外，公民社会的其他伦理关系也很难实现行为的平等交换。例如，国家有权要求公民服从国家利益，但反过来，公民不能要求国家服从公民的个人利益，相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即使国家违反了公民的正当利益也要求后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当推及的对象是无生命存在时，推己及人不可能使伦理关系的对象有对等的回报。如果说得不到对等性质的行为回应，推己及人的根基就会动摇。
道德需要调整人与异于己的事物的关系，推己及人式的内于己的道德思维显然是有局限的，因而，需要主体的道德反思。人具有“沉重的肉身”，这种存在为人设置了限制。人无法摆脱自我中心的影响，个体的知情意都受到自身的局限而存在盲点，个体的欲望、处境、命运也制约他的行为。总而言之，人无法摆脱自身存在的影响，他的所有道德行为同样也受到了存在本身的限制和影响。⑤因此，为了消除内己道德思维的局限性，特别需要主体进行道德反思。个体通过他人的视角审查自身，他人成为主体，自我则被置于客体的地位，自我的需求、意识和行为等等统统被加以审视。通过这种审查，那些“唯我”的东西能够被剔除出去，自我逐渐获得了客观性。从而，或多或少地消除了推己及人思维的主观性。⑥
在现代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人们要与许多不确定的人打交道，不熟悉、不确定性都会影响推己及人思维的有效实现。通过公共生活中的“对话”或“商谈”，个体自身和他人的道德需求都将被作为公共讨论的对象，这有助于引导个体认识和了解他人的道德需求及其与自我道德需求之间的差距。对话和商谈有助于克服主体的自我性，超越“己”的道德封闭的障碍，而赋予其更多的公共性。这样，推己及人不再是自我的呓语。当然，“推己及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性质以及个体的道德心，才能使对话成为可能。
注释：
①[美]h·t·d·罗斯特.黄金法则[m].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0：12.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60.
③焦国成.中国古代人我关系论[m].：中国大学出版社，1991：161.
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欺骗之所以得逞的基础就是他人的信任，它不能由“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得出。
⑤因此，西方教的原罪说强调仅仅人的存在就构成了罪责，因为他的存在占据了他人的空间。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原罪说能够使人认清现实，又必然限制人们带着无罪的心理为恶或放弃为善。而之所以许多人不能领会这一点，在于没有人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参见：罗伯特·施佩曼.道德的基本概念[m].沈国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73-74.)
⑥还要认识到，道德反思的有效性和程度与主体的认知、善意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必然消除其主观性.
第二篇 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_其他哲学论文
文化作为战略的底蕴和根基，对一个国家、民族战略行为的影响是深刻和无处不在的，因此也一直为我党我军所关注。《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明确指出了发展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战略使命。加强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研究，上文库对于贯彻党和的有关精神，对大力发展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积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一、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任何先进文化都是开放性的体系，都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吸收、发展和创新。中华民族是富于优秀军事体统的民族，是军事文化之乡，军事文化积累之厚，层次之高令世界为之惊叹。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灿若星河的军事统帅和将领，不胜枚举的兵书典籍，共同构筑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我军军事文化不仅借鉴应用等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也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是在不断的进行文化整合、创造、提升中发展起来的。
（一）从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一个个独具
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形成了诸多的哲学流派，其中以儒、道、法三家对中国传略文化影响最大。比如儒家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认为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这是属于无道现象，对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表示赞同与支持。wWW.meiword.CoM而道家则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2]，强调去兵、无为，同时老子也认为，虽然主动攻击不可取，被动应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滥杀无辜。法家的许多代表人物比如管仲、子产就经常论述兵法，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大家同时又是法家大家，比如吴起、商鞅。儒、道、法家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最终对军事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上列举的哲学流派，对于浩瀚的中国古代哲学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还需要我军的文化研究者不断钻研。
（二）从古代兵学中汲取养分
有人曾经统计，自古迄今，中国称得上兵书的，至少二千种，其中以宋神宗元丰年间由官方明令颁布“武经七书”为代表，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浩瀚的中国古代兵学构建了传统文化的骨骼，中国传略文化的许多核心观念都源自于古代兵学。中国古代兵学中体现的军事文化和哲学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基石，其中很大部分对我军当下和未来军事斗争准备以及文化建设有着重要而且积极的作用，是我军文化建设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我国古代战争史的研究中吸取养分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众多朝代的更替，战争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战争史料。这些史料记载着历朝历代战争的始末，军事思想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运用以及战争对国家兴亡衰败的启示。我们要通过对战争史料的研究，发现战争的共性，把握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脉络。同时，又要研究其特殊性，从而了解中事文化脉动的节奏和变化。
二、在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夯实根基
主义中国化是实践的产物更是实践的需要，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良好契机，是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牵引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创新
主义理性的面向世界的文化选择态度为实现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新世纪新阶段，越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排除干扰，克服阻力，进行理论创新，推进主义中国化事业。而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但使党的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文化，更为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牵引。
（二）以鲜明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锚定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定位
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实际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历史也证明，主义必须从符合中国、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才能有生命力，才能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和融合，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无论全球化怎么演变、国家区域合作多么密切，主义中国化仍然需要以鲜明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继续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这始终是主义中国化的落脚点。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民族本位思维方式也是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目的所在，我军军事文化建设也必须契合主义中国化的定位，牢牢地将军队、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转贴于上文库（三）以“主题主线”引导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捷径
主义中国化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题，这对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以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就是解放和发展我军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我军军事文化建设也必须始终围绕这一主题主线，学习借鉴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主义为指导，又好又快地加强我军军事文化的建设。
三、在借鉴西方战略文化中找准坐标
随着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的主题，西方战略文化也随之不断改良、变化，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新观念和新理论。这些观念和理论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甚至和我军军事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根本对立冲突的，但是其中蕴含的一些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一）吸收西方军事文化中的开拓性因素
西方军事文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这是由西方世界文明发展与突破的方式决定的。我军军事文化是不赞成侵略和武力扩张的，并且强烈反对西方国家的这种侵略行为。但是西方战略文化蕴藏的这种开拓性的精神，以及敢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却是我军军事文化需要借鉴的。
（二）借鉴西方战略文化的开放性品格
西方战略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处理调和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西方战略文化的“本能”。这种开放性的品格造就了西方国家“国际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因此西方战略文化在这种开放性的品格影响下总是以世界为己任，热衷于插手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物，甘于充当“世界警察”。我军军事文化传承于中国传略文化，与国际社会交流的时间相对西方战略文化还十分短暂，“国际味”还不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我军军事文化非常有必要借鉴西方战略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品格。这种借鉴不是为了干涉与插手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是我军军事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一种必然的补充和自我完善。
（三）批判地借鉴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利益至上主义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3]资产阶级的这一贪婪本性决定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西方战略文化的出发点。其实，重视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西方战略文化一方面对利益范畴的界定失之过宽，什么利益都要攫取，什么利益都不愿放弃；另一方面其对利益的重视程度过高，而走向利己主义的极端。我军军事文化要批判地借鉴西方战略文化这一特性，既不能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能“唯利是图”，在维护好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取得各方面利益的一致，形成共赢的局面。
（四）理性认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自由主义
、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取向是西方文化的基础，继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战略文化。但是西方战略文化中的这种自由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一方面，西方国家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真正平等，种族、阶级、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西方战略文化强调的这种自由引发了个人主义以及无主义的极端发展，对社会危害很大。我军军事文化要借鉴西方战略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因素，不是要上文库模仿西方式的“自由”，而是要借鉴其中合理的有益的部分，比如一些有效的手段、建设理念等，形成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真正的自由和，为我军军事文化的创新创造和谐的环境。
四、在推动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实现跃升
随着战争样式的改变，影响军事文化构成的因子也呈现出颠覆性的变化，这就为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源头上、从当下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重视军事文化的建设，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实现跃升。
（一）找准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基点，打牢我军军事文化的基础
一是要始终要高举党的旗帜，紧紧跟随党依靠党，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我军军事文化的思想阵地。二是军队对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要有充分清醒的认识，认清自己在国家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三是要把握时代的潮流，在林林总总的军事理论中，“不唯上，不崇洋”，摆正心态不急不躁，踏准世界军事变革的节奏。
（二）建立完善高效的军事文化建设管理和研究机构
一是要建立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领导机构，对军事文化建设搞好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领导。通过领导机构的统筹规划，打破军事文化建设各自为战的“烟囱”林立的状况，从战略高度出发组织系统的军事文化建设，对建设过程予以监督指导，对建设的结果予以检验。二是成立相应的军事文化研究机构。军事文化建设离不开学术的先导，军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文化，需要大批的学者专家投身其中，开拓军事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文化运行机制
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绝不能成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期的“心血来潮”或者是“拍脑袋”工程，而是要形成军事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上文库，从文化建设的目标、规划到运行、监督、评估等整个建设过程都要有完善配套的机制体制，使我军的军事文化建设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引我军军事文化的发展
军事斗争准备是我军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我军当代军事文化建设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发挥军事文化对军事实践的能动和指导作用。同时，军事文化是由国家和军队长期的军事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习惯、文化融合提炼而成的，我们今天的军事斗争准备活动受历史惯性的推动，同时又在创造历史，推动未来，又为军事文化的不断自我充实提供新的土壤和素材。
转贴于上文库第三篇 马克思批判哲学探析_其他哲学论文
批判哲学探析
把批判的哲学定义为“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可见主义哲学以对社会现实和思想现状的批判为支撑，因此，不理解批判精神，也就不可能理解主义哲学。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精神上文库的指引下，一步步推进到个个领域，最后触动整个经济基础。批判的逐步深入亦是主义哲学的逐步深化，即主义哲学对以往学说的批判继承态度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 对宗教的批判
生活在宗教遭到普遍批判的时代。启蒙学者对宗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批判较为温和。例如：康德把宗教限定在纯粹理性的范畴之内；谢林虽然没有对宗教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的天启哲学却在事实上起到了涣散教信仰的作用；黑格尔沿用了康德宗教理性化的主张，并且做的更彻底，把上帝等同于绝对精神，用辩证法所达到的真理全体代替宗教信仰的直接性和宗教情感的直观。
青年深受黑格尔左派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曾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观点。随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认识到之前的错误立场，批判的继承前人的学说，在揭示宗教与人的意识关系时，开始和社会现实相联系。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宗教是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他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这里，指出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即肯定了宗教具有慰藉心灵、舒缓痛苦的作用。wWw.meiword.com但是，紧接着又说，“宗教是的。”可见，批判性的指出了宗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用来麻醉自己的毒药。
认为，对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在于：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即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我和再度丧失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然而，人并不是抽象在现实世界以外的东西，人的世界是国家社会，宗教的倒置不过是现实世界倒置的投射。因此，批判宗教，必须同时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就是批判国家社会。
二、 对的批判
对的批判是对宗教批判的延续，这种是从批判黑格尔入手的。正如宗教把人的本质神化，黑格尔把国家的本质神化了。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对其他国家形式的关系，如同教对于宗教的关系，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在制中，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
创造性地批判了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人的关系的方面，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是为君主制辩护。认为君主和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只有才是国家制度的体现者，制就是的体现。一切国家的现实基础是，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有制，那么也因此可以说制是这些不同国家制度的类本质。把制作为判断国家制度合理性的标准，按此标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只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只有抽象的制。真正的只能是人的自由的产物。
人作为国家的现实原则，在阶级社会里，却是不自由的人，因此，阶级社会里的国家制度并不是自由的制，这就是制的异化。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控制一切私人领域的社会生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相对立。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自由，却能在这种矛盾中得到思辨的自由，由此，制的异化在其自身领域内得到了否定。
通过对的批判，把国家的本质归为制，归为现实的人，而对人的考察必须通过哲学的批判。
三、 对哲学的批判
在《莱茵报》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展开了对哲学的批判。指出，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哲学是研究一般性真理。哲学不是空洞的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有其自身的
转贴于上文库 深重历史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一定的哲学形态与它所出现的民族形态是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律制度、社会生活、艺术上文库文化等，都是并存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宗教批判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哲学要承担起社会解放的任务。哲学的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哲学成为批判的武器。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必须有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哲学和无产阶级本身，二者相互依存。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只有把理论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四、 对经济的批判
对经济的批判主要是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和批判，从而创造性地发现余价值。认为劳动异化的原因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恰恰相反，剥削和本身是异化带来的结果。人的异化本身有着人自身意识不到的层面，这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
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且考察了造成人异化问题的原因和规律，寻求消除异化的路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巨著，它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书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都是以新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的，哲学的批判作为一条隐性的线索贯穿于经济批判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的批判哲学包含着宗教、、哲学、经济四大层面，的批判精神不仅渗透于上层建筑领域，更触及到经济基础领域。批判的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仅要以此面对理论学说，更要以此应对现实社会。转贴于上文库
第四篇 《道德经》哲学思想对太极拳理论的影响_其他哲学论文
一、道家“以柔胜刚”的处世哲学思想，是老子根据“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原则中总结出来的。太极拳作为一种技击的武术，它给人以上文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柔克刚”，这一点与老子所持观点是一致的。
1.“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是老子辩证法的精髓，老子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守柔”是《道德经》宣扬的主要观点之一。老子认为“柔”的事物往往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世间万物在初生的时候都处于一种柔弱的状态，但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太极拳在运用过程中注重“柔”的体现，练习要轻松柔合，不能有僵硬的蛮劲，要在一种自然，轻松的状态下，进入一种自然空灵的状态。在太极拳训练过程中表现为“欲刚先柔，欲扬先抑,以柔克刚“的境界。
2.“不敢为天下先”与“不争之德”。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许多学者和武术家对此说法颇有异议，说《道德经》思想是消极的，是逃避的思想理论。wWw.meiword.com实际是这是对《道德经》思想的错误理解，对于《道德经》的思想，应该辩证的去理解，“不争”的思想中正是体现了“争”的表现。在太极拳中表现为以慢制快、后发制人。太极推手利用沾、粘、连、随的方法，彼进我退，随屈就伸，以达到制胜的目的。“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黏”（《太极拳论》王宗岳）就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不与对方使用蛮力，打破常规搏击中的“先下手为强”的思维定式。
这里“走”就是将对方的来力进行引导、转移，将对方之力化于无形之中，以引进落空、触处成圆、避实就虚等技法，使外力难以作用于自己身上，以达到“四两拨千斤，柔能克刚， 以退为进,后发先至”的效果。
3.“以柔克刚”。
太极拳与其它武术拳种最大的特点是“以柔克刚”，它包含了“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特点。“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老子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刚刚成长的事物充满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柔弱的事物比较含蓄，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刚强的事物显露在外，比较脆弱。所以柔能持久，刚强的事物短暂。太极拳修炼的一个过程，就是化硬为柔，练柔成刚一个过程。在训练过程中要求全身肢体放松动作柔缓，逐步进入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四十三章）的境界。天下至柔者莫过于水，至刚者莫过于顽石，水为成就自己的阳刚之美，在自己处于微弱的时候，绕道而行。“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柔弱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也正是太极拳能克敌制胜的法宝。太极拳谱规定：“外操柔软，内含坚刚，常求柔软之于外，久之自可得内之坚刚，非有心之坚刚，实有心之柔软也。”作为刚柔并济的拳术，要达到那种非柔非刚、既柔且刚的境界，首先就要“有心之柔软”，只有心里宁静了才能将精神力量贯注全身。
二、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太极拳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而然，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境界。就是一种从心所欲、收放自如的境界。在每一招式的训练中都讲究自然和谐，没有生硬强弩之式。以达到“致虚极，守静笃”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1.“致虚极，守静笃”。
“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太极拳的静不仅反映到具体的招式中以静制动，在具体的训练中也是主虚静。“|静胜躁，寒胜热”（《道德经》第四十五章）在太极拳中的体现就是要虚静、以静待动。太极拳的动静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运动和静止，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只有从静入手，才能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某一点上，才能体会运动过程中体会太极的奥妙之处，才能真正练好太极拳。所以在平时训练过程中就要讲究心意宁静，肢体放松，排除一切干扰，达到气沉、神凝，在技击过程
转贴于上文库 中才能做到“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达到以静制胜的效果。2.“无为”。
“先在心，后在身”是太极拳的根源，以心灵精神为本，先以心练功，而后以形练功。太极拳在训练过程中要求用意不用力，讲究内外兼修，以意行气，以气运身，用意念去引导动作。在训练中不能刻意强求动作的标上文库准，不能用拙力，任其自然，用心体会，从而达到随心所欲。从修炼的“有为”，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的人生境界，而归复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太极拳理论中有“虚心弱志、舍已从人”的说法，弱志就是要消除私欲杂念，物我合一，达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至高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的思想，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道法自然”。才能达到太极拳“由着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的技术境界。创造出一种与世无争，和谐宁静的心理状态，在哲学层次上以悟道的形式向“养生”的复归，由修形到悟道，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三、结语
太极拳被誉为“哲拳”，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太极拳理论与《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是紧密结合起来的，《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对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太极拳是《道德经》在武术方面的体现和成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太极拳理论与实践是《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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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邓小平的哲学思维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_其他哲学论文
的哲学思维与推进主义中国化
哲学思维方式表现为定向思维、实践思维、开放思维和发展思维。正是这些思维，使他将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形成了上文库中国特色的理论的一部分。
一、定向思维是推进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定向思维是从现实的某点出发，保持坚定正确的方向，考察、认识客观对象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坚定性，可以说，他的思维也是一种定向思维。他这种定向思维的现实出发点就是当代中国的国情。
有地方工作和工作的经历，也有作为领导被流放体察民情的经历，当然还有到前苏联、美国考察的经历。他在将中苏的以及与资本主义作长期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悟出一个真理：“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他指出：“本身是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初级阶段理论是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对发展阶段和我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理论成果。Www.meiword.COm
首先，从理论上，它丰富和发展了主义关于发展阶段的学说，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我国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其次，在实践上，它是我们防止和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初级阶段理论肯定我国是，因而在行动上必须始终坚持方向，坚决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犯右的错误；同时，初级阶段理论还指出了我国尚未摆脱贫穷。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以防止“左”的错误。因此，只有把握发展阶段，始终明确我国既是又是初级阶段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良策。
二、实践思维是推进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
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主义的实践思想，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明确提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认为是否坚持真理标准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他科学运用“实践标准”鼓励人们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石。
指出：改革是世界运动中的崭新课题，它需要我们运用发展了的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探索，去试验。为了鼓励大家敢闯敢干，他把时间的不可逆性引入实践观，强调抓住机遇，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们将此称之为的时效思维。时效思维有助于增强人们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感；有助于培养激励人们敢为天下先，开拓创新；有助于培养求真务实的作风。他提醒人们不要把心思用在纸上谈兵的争论上，而应把精力集中到改革开放的探索上，在实践中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科学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思想的“精髓”，并精辟地道出：“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是千真万确的。设计、制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既没有照抄本本，也没有照搬别国现有模式，而是从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进行思维加工，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把马列主义、思想学精了，用活了，其秘决是什么呢？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所谓“精”就是要牢牢地把握住马列主义和思想的精华——实事求是。所谓“管用”，即要
转贴于上文库 注意有的放矢地学习，注意理解消化，找到行动的指南。正是坚持了“实践标准”和“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的原则，上文库把马列主义、思想发展为当代中国主义，形成了植根于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土壤之中的理论。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将其作为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钥匙，使人们进一步真正搞懂“什么是？”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三、开放思维是推进主义中国化的外在动因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以开放的哲学作先导才能跟上时代潮流。综合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得出了封闭就会落后，开放则会发展的科学结论。他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运用开放思维观察、、处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立足现实、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开放思维。
开放思维突出表现在思维的广阔性、动态性上。这种开放思维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提供了方。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强劲趋势。这客观上需要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单独发展。正如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他强调，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国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要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开放思维还突出表现在的构想上，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1979年元月30日，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的提法，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表明了的构想。的构想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主义。它不仅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四、发展思维是推进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质
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只有发展，民族才能振兴。他的发展思维的中心就是强调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有效的发展手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要立足于实践的检验，而不是主观上的判断。从发展思维出发，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探索式的发展形式。这种发展形式本着“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的认识过程，正是主义实践认识论的体现，是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创造。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鲜明地提出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和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好坏的根本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开掘了现代化的动力，不断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的今天，如何坚持“三个有利于”，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理论正是用发展的思维作指导，提出在坚持中发展主义，在主义中国化中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是我们学习运用和创新主义理论的楷模。转贴于上文库
第六篇 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之比较_其他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属于东方哲学这个大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方哲学是对中国、印度、日本哲学以及哲学的统称。准确的说东方哲学应该称作东方国家的哲学。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哲学的，认为哲学这个词汇是起源于西方古希腊的，哲上文库学就是特指自古希腊开始不断发展至今的形成一定体系的西方思想。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不可否认，中西哲学中有很多讨论的内容是相同的，比如都有涉及本体论的讨论。由于本文探讨的核心不是对中国哲学的定义，因此暂且还是以中国哲学来称谓中国的思想。中西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民族气质、地理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中西哲学既有共性，又有许多的相异性。共性和相异性是中西哲学需要互相学习和弥补的地方。
一、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侧重综合性，具有辩证性；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则更侧重个体式的思维方式，侧重，具有逻辑性
中国古代先哲们强调“一体”这个观念，“一体”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惠施的文章中，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随后庄子在自己的学说中也说道，“生死存亡，是为一体”。“一体”这种思维方式是对中国哲学思维中整体论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整体论思维方式侧重从整个系统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但是它缺乏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化、细致化的。例如，在老子哲学中，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阴阳之间的调和，将“道”看做是天地万物运行发展的规律。wwW.meiword.CoM在动静观上，中国先哲们则认为静为动之本，动必复归于静，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超前产生新的发展，产生新的质，而是最终要归复于一个统一体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调和差异与矛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所推崇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中则注重把握个体，注重把握事物之中的差别与对抗性的成分。从最早的古希腊哲学讲世界的本原是水，由水组成了世间万物到毕达哥拉提出万物的本源是“数”，再到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世间万物呈现不同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原子在排列方式上有区别。对细致的单体进行，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专注于寻找整体性中的差异性。把客观整体的世界区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进行深入的，展示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并从这些差异和对立中揭示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
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与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似乎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抽象而不够严谨，但其实中国哲学思维中“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系统论或者说整体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相比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的思维方式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一些融贯几门学科的科目就需要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的思想方式予以指导，在众多不同科学之间发现他们中的共性成分，通过这些共性成分可以将不同学科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研究的效率。西方哲学的的方式虽然可以将个别的问题研究的很细，但是由于其缺少整体论的宏观视角因此当将具体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很难继续研究下去了。在现代由于知识量的不断增大，各门学科研究的程度也日益加深，许多的问题是需要跨学科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的，比如人工智能就需要涉及到认知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的整体论观点在这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虽然中国哲学的这种整体论具有其益处但是它也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个体性认识不足，对事物的考察和不够细致入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维方式中形式逻辑和实证不足，从而桎梏了科学技
转贴于上文库 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二、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视主观出发的体悟性与西方哲学思维的注重研究客观事物的理性思辨性
中国的哲学家大都侧重上文库与对人伦和的研究，他们一般讨论一些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则是存而不论。例如，孔子“罕言天道”，以“天何言哉”之类的言语明显注重对于主体精神的研究，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研究存而不论。道家学派则更是否定客体与主体的区别，通过“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命题，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哲学家们以主体的自我精神为一切的出发点，通过主体的冥思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在这种体悟中通达对于客体事物的认识。在先秦以后的哲学思想中，这种通过主体以通达对于客体的认识的思维方式则更为的明显。例如，张载肯定在人们的“天地之性”中有“不萌于见闻”而能“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天德良知”;黄宗羲将知识分为“丽物之知”(即见闻之知)和“湛然之知”(即德性之知)，并认为“丽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则无乎不知也”。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不仅讲究从主体出发去认识客体，同时也提出了按照客体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的观点。但所有这些都脱离不了主体性思维这个基础，因此也就没有超出用内心去体验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家们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同，他们讲究实证和思辨。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时期，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大多都以讨论自然的本源性作为其主题，都提出了带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世界观。例如，泰勒士说道“水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数”，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度过了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之后，使得西方的自然科学得到了新生，西方哲学家们借助理性之手，使哲学冲破了中世纪神学这扇压抑的“大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以弗朗西斯培根和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一派和以笛卡尔和斯宾若莎等代表的唯理论一派，经验论注重经验归纳性，讲究逻辑性，而唯理论则更注重先天的思辨性，他们之间论战的理论成果为后世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孕育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则将人类的思辨和认识的能力推向了顶峰。康德在其经典的三大批判中将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入其理论中，全面探索了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黑格尔则在扬弃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体与客体在精神和现实中同一的思想，并使辩证法思想在其理性思维中得到充分弘扬。
西方哲学家注重理性和思辨性，他们关注的对象是客体世界，并且形成了注重逻辑性和思辨性的思维方式，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拘泥于理性思维，则显的死板，缺乏灵活性。同时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则强调了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征服、改造和利用。而中国哲学传统思维重视主体，这导致了中国的科学得不到发展，技术得不到进步。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的主体体悟式的思维方式比起抽象的思辨方式来说能更好的启发人的灵感，激发人的创造力。转贴于上文库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强调循环式的思维，而西方哲学思维则注重思辨性具有线性逻辑的思维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认为世间的事物是生生不息，循环变化的，并认为这种规律是符合天地间运行的规律上文库的。中国成语“否极泰来”“满招损，谦得益”都是对这种循环思维的体现，《吕氏春秋》中写道“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在《易经》中这种循环往复的思维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六十四卦可以相互沟通，互相转换，形成整体大循环，表现出客观世界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而西方哲学思维注重于逻辑，逻辑学强调因果关系，认为世界上每一样事物都有其原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推理就是这种思辨性逻辑思维的最直接的体现。近代发展出来的数理逻辑则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更深入的发展。
宗上的两种思维方式看来西方哲学的这种线性的逻辑思维的方式推动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使得西方如今的科技水平高于中国。但是同时由于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过于重视理性强调科技的发展最终导致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的西方科学理性是弊是利已成为了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哲学的这种循环往的思维方式虽然无法在历史上推动科技的发展，但是其中却蕴含了中国哲人的深刻而丰富的思维，包含了中国哲人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本质的深刻的思考。中国哲人重视客观世界，将人连同自然一起看做是一个循环的统一体，在科技理性成为主题的现代这种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方式对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自身的思维方式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不足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主体自身，通过主体自身的体悟去领会世界，西方哲学强调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和征服。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不如西方的发达，但是在当代西方的科学理性发展到现在却产生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科学的困境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探讨的核心问题。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如何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笔者相信应该将中西两种思维方式辩证的综合起来，吸取彼此之间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方，扬弃彼此之间对于发展有碍的地方。中国如今的发展更需要在借鉴自己古老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好好利用西方哲学思维中的有益成分。如今在中国社会的建设中面临着如何去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也就是面临着科学理性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矛盾如何去调节，中国哲学思维中的中庸和谐的思维方式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最后想借用前苏联哲学家、诗人柯普宁的一首诗来作总结，柯普宁曾在一首诗的开头和结尾做过这样生动描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孪生子从不相遇”。“但是当两个壮汉面对面之时，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界限既没有孕育也没有产生，即使他们来自天涯海角。”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两者只有携手才会带来哲学思维的大发展。转贴于上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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